423书与事有别
    通读二十四史中关于战争和军事家的例子，我始终认为，一个名将，在顶级的层面，必须是有大局观的。也就是说，他不是因个人名利而打仗，不是因一时胜败而打仗。
    他更像是一个政治家，在权衡各种因素后，才决定打不打、怎么打、打了以后怎么办。只有这种类型的军事家，才称得上大气。
    如果仅以是否在某一仗打得赢为标准，来确定打与不打，那么，这只是一个普通的将领。希特勒以战争胜率的数据来算，是个厉害的指挥家。但以政治家的角度来看，他就有问题。以自己这一点国力，铺开打苏联那么大一个摊子，即使打胜了，又怎么办呢？
    他即使考虑过这个问题，也没有深入思考。况且，他根本就没打赢。
    以司马迁的观点为主导历史观点认为，李广是一个优秀的名将。古诗经常说李广如何，像王昌龄说：“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很多人都解释说这是指的李广。这是一件很搞笑的事情，一个因为迷路自杀而成名的名将，一个在一场几乎成为滑铁卢战役的重要战役中迷路的名将。实际上，司马迁对李广的照顾是有着“事后诸葛亮”的错误问题的。
    漠北决战之前的分兵决策历来是一桩公案。司马迁或李广家人对这一战前部署进行了激烈批评，他们普遍认为卫青的目的是排挤李广、不让李广参战、从而“独吞”大功、照顾卫青自己人。但是，这是一种事后诸葛亮的看法。因为：
    第一，如果卫青的目的是不让李广参战，那么卫青事先不可能知道自己以一半左右的兵力就可以在决战中击败匈奴单于，这就意味着卫青是在自杀。
    第二，如果卫青的原计划是让李广包抄，那么独立包抄作战正是发挥名将才能的最佳机会，这就意味着卫青是在帮助李广。
    首先，卫青获知了匈奴单于的消息后，命令部队分兵两路，自己率领一路北上，李广和赵食其率领一路走东道，然后会师决战。对此，李广表示自己是前将军，要和卫青一路。司马迁或者李广的家人解释说，卫青这一举动是因为觉得李广的运气不好、不能对抗单于，同时也想为自己的朋友公孙敖夺取爵位，让公孙敖去与单于决战。
    这一观点明显是事后诸葛亮。因为卫青如果通过分兵不让李广与单于决战，那就意味着自己要以几乎减半的弱小力量去和单于决战，这简直就是找死。卫青事先知道自己能以少量兵力打赢匈奴单于所率主力？
    其次，司马迁及李广一系解释说，卫青安排李广行军的东道存在行军困难、不利于大兵团行进的问题（东道少回远，而大军行水草少，其势不屯行）。
    这个解释很有意思，其不合理性很多。一是因为包抄可以更加轻松得捕获敌军统帅，所以承担迂回任务只能有利于李广捕获匈奴贵人从而立功。二是因为如果迂回真的非常困难，那么更加需要一个优秀的将军去带队，所以，要么就是卫青认为李广的能力比较强，适合作为分队主帅，要么就是李广认为自己能力比较差，别的将领比自己更胜任这项更加艰苦的工作。
    那么，李广到底是能力比其他几个将军强，还是比其他几个将军弱呢？薛定谔的名将么？摘桃子抢功就打头阵，吃苦受累就谦虚谨慎请别人先上？李广争先锋，本身就是失去公心的表现。
    对于“势不屯行”的艰难条件下行军的问题，古人曾经谈到过一个评断用兵才能的概念，我觉得很很适合用在这里：“用兵以能聚散为上。”
    李广作为名将，理论上来说，应该做到“用兵能聚散”。在东道“势不屯行”的情况下，调整行军方式是正常名将都会做到的事情。在解放军战斗历史上，类似于飞夺泸定桥这样先锋部队甩开大部队急行军抢占要点的事情，我们见得多了。可以说，作为一般意义上的名将来说，带领部队分兵前进并率领前锋及时抵达，是名将的基本指挥素质。
    特别是，司马迁或李广的家人介绍说，李广事先就知道东道进军存在这些问题。李广不是突然遭遇问题然后措手不及的，而是有备而来的。而且李广自束发以来七十余战，是个经验老道的老将。那么，在他事先知道行军存在困难、又很想争功、自己又是经验丰富的老将的情况下，他应该怎么做呢？
    历史上的名将大多是以各种急行军来展现自己卓越的组织能力。但是“才气天下无双”的李广，对此做出的回应是：首先，自己干不了这活，要自己跟着卫青走。一个名将，对于克服困难完成作战任务毫无办法，却要将这个任务推给别人，好像别人更有能力完成这个任务。这就是名将的自我判断？其次，在推脱不了、不得不硬着头皮执行任务以后，李广的表现是：迷路、误期，导致汉军以战前减员的状态与敌军决战。显然，李广在这里的表现根本就不是名将。
    对此，我们只有两种解释，第一，李广是名将但是故意表现得不是名将；第二，李广不是名将，是吹出来的。赞同前者，就要怀疑李广的用心；赞同后者，就要质疑司马迁的信用。而无论赞同哪一个，都无法回避一个基本问题：
    李广在漠北决战这样规模的大兵团作战中，在这样一个高度组织性的巅峰对决活动中，无视汉军整体利益、盲目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
    而这样的争夺一旦不能得逞，就表现出了强烈的愤怒之心，乃至贻误军机。他一开始要出战，要做前将军，就是为了立大功。一旦有一点因素会影响到这个可能，他就进入到了暴怒状态，将战争带入到了意气之争的节奏中去。
    考虑到“李广才气，天下无双”，我们不能认为李广缺乏基本的战术素养。那么，排除掉这个能力低下的选项之后，最后李广选择自杀，就只能充分说明他在这样的大战当中，首先考虑的完全不是完成作战任务，而是逞个人意气。
    卫青不让他在前军，可以强行解释为卫青是为了私人目的。汉武帝不让李广在前军，也可以强行解释为汉武帝是相信李广的运数不佳。但这些解释，是将所有人都解释成为蠢货，只为了证明唯独一个人是英明的。为了粉一个人，就要黑掉所有人。
    但是，即便这样，这仍然不能解释：为什么在这样的大战中，这个被史学家文学家塑造成唯一一个清醒而又英明的人的李广，眼中最重要的事情是意气之争呢？
    李广一直到死，都不是一个成熟的将领。他根本就没有真正成为军队体系的一分子。卫青是名将，他不可能使用一个体系外的人。这个体系不是卫青的私人体系，而是所有人拿命去拼生死的战争体系。
    一台机器，总有一个零件想出风头，那么机械师一定会将这个零件换掉，换成一个可以准确执行任务的零件。卫青对李广的任用毫无问题。
    直截了当地说，李广是一个个人能力优秀、不听指挥、自由散漫、无视组织纪律的将领。他还根本就不成熟，根本就不是有庞大组织、有严格纪律、为了一个宏大的目标集结了十几万人与凶狠的敌人决一死战的军队体系所需要的将领。
    怀才不遇，是李广故事的核心基调。
    自古文人墨客就喜欢这样哭哭啼啼、悲秋伤春。其实这些文人，很多是存在严重的能力问题的。因为他们从来不敢想一想，自己究竟在什么地方有系统性的严重缺陷，以至于怀才不遇。
    他们总以为自己怀才不遇的真正原因是没有拉帮结派、结党营私、趋炎附势、欺上瞒下，但是他们从来没想过，他们真正的问题在于，他们从来不能准确履行职责。
    以前有个故事，大诗人孟浩然名动天下，总想有机会得到皇帝的重用，有一次偶然遇到了皇帝，皇帝让他吟诗一首，他十分激动，背诵了一首自己写的佳作，背着背着，说到了一句：“不才明主弃。”于是就废了。
    为李广故事所激发而有对抗不公的勇气，这是李广故事的积极意义。然而，如果以为这样的故事可以激发勇气，就可以反过来将真正做事的人践踏一番，甚至发展到以为天下皆醉我独醒，脱离实际，误入歧途，那就是错的。
    李广有没有能力呢？有。没有能力，是到不了决战战场的。虽然他有一些不足，但是大部分人还是不能和他对比的。比如说，我们没有能力射穿石头。再比如说，我们没有能力“取旗，显功名昌邑下”。
    李广的故事是不是有感染力呢？有。李广有相当不错的个人能力，还有射虎的故事，极富传奇色彩。
    那么，我们就始终停留在“怀才不遇”的阶段吗？不行。我们做事，在己则有家庭父母妻儿，在外则有事业理想抱负，在庭为柱，在屋为梁，为家国担当，哪里能够容得下这种风吹草偃、自怨自艾的破事儿呢？
    我们要有能力做出自己的判断。李广同样的行为，放在李牧传里就是无名氏。在李牧面前，做这样的事情连名字都不配留下来。面对这样的对比，再看一看历史上的描述：“李广才气，天下无双。”那么我们至少能够知道：李广虽然很优秀，但是他远远不如卫青优秀。
    然而，古往今来，却有很多很多人，将李广捧得很高，将卫青踩得很低。
    韩信曾经说过一句话：生乃与哙等为伍。同样的，经过文人墨客的不断渲染，我们也可以说一句话：青乃与广等为伍！
    相比苏轼那篇文章，李广与卫青齐名，这恐怕才是对卫青真正的侮辱。与李广齐名的，应该是李牧传里的那位无名将军，因为他们在防御边郡时做的事情是一模一样的。
    说到这里，还有一个问题：战国时代那位无名将军呢？为什么文人墨客没有人追忆他、咏怀他，为他泼墨挥毫，写下一篇篇感怀的文章呢？比如说：“李牧不败由天幸，无名无功缘数奇”？
    英雄被塑造为小丑、庸人被歌颂成英雄，这样颠倒乾坤的错误之所以流毒甚广，究其原因，是后来很多人受到最初文本的一些诱导产生了错误的印象。
    像李牧传，作为一篇相对来说远离司马迁时代的历史记载，并没有受到作者直接的好恶感受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描述的客观性。后来的文人就没有对“无名氏将军”产生不恰当的良好印象。
    这就告诉我们，阅读文章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撇开表面上的泡沫，而直接关注其内在实质。就分析信息来说，信息的细节保留得越多越好。但是细节会造成干扰，所以一定要抓住事物的本质，透过现象看本质，来排除细节的干扰。
    阅读历史，一定要注意抓住主要矛盾主要方面，特别是要看事迹，不要盲目采信评价。
    卫青是名将，拥有一般人不具有的出色军事才能，拥有一般人不具有的良好机遇，拥有一般人不具有的赫赫战功，但是，如果我们只信评价不信事迹，他就会从英雄被塑造成小丑。他的遭遇尚且如此，其他那些根本不可能记载这么多事迹的人呢？或者学以致用地说：社会上的普通人呢？
    卫青李广的事情摆在这里，读书之时，识人之时，怎能不小心呢？古人说，宁得罪君子，莫得罪小人。古人说，非知之难，行之惟难。这就是叶公好龙，这就是认识与实践相冲突啊。要解决认识与实践相冲突的问题，就要学习。
    学习不是看看书、把书本上的知识点往脑子里一装就行了。古人说，读史可以明智。但是读史要读懂才可以明智。读史可以明智，但是读史也可以糊弄人。越读越糊涂，读出一脑袋浆糊的人也不少。
    历史上人们对李广的解读就是一个经典案例了。三国时代的刘廙说：“势可得而我勤之，此重得也；势不可得而我勤之，是重失也。”南辕北辙，越努力越失败。所以读书必须掌握基本的方法。
    当然，苛求每一个人都能突破文字的重重困扰看清实质是不现实的。所以真糊涂了，我们也可以谅解他。比如说史记的记载。
    读书也不要简单的全盘否定。司马迁的文笔很好，读起来很热血，这就是史记的积极意义。术业有专攻，历史学家也不是全知全能的。重要的是我们要学会借助历史学家的记载去看历史。
    任何人对事物都有一个认识过程，有的人可能一辈子都没看明白，有的人可能早早就看清楚了，这是正常的。有的事情我们可能做得好一点，但是别的事情也许我们做得要差很多。比如说，我们就很难写出史记这样好的文章。所以不必因为史记存在纰漏就觉得史记一无可取。脑子不是跷跷板，不能这头放点东西，那头就不要了。跷跷板，两头翘，这不是思考的办法。
    人要学习，要勤勉而持久的学习，通过学习实现认识与实践的统一。古人说，智者见于未萌，愚者暗于成事。又说，谣言止于智者。那么智慧来源于哪里呢？智慧并不是仅仅来源于天分，也不是仅仅来源于某次事件的灵机一动，而是来源于持久并且勤勉的学习，来源于持久地将认识与实践相统一的努力。读书说的不是死读书，而是知行合一的努力。
    人如果不学习，不能勤勉地将自己的认识与实践统一起来，而是每天都过着“欲胜义则凶”的日子，那么叶公好龙、南辕北辙、对面不识的事情还会少了吗？韩非曾经说过一句话：“儒以文乱法。”孔子自己也说：“巧言令色鲜矣仁。”虚妄矫饰的东西是很多的。但是，万变不离其宗，这个世界上一以贯之的道理，就是“实”。
    虚妄再多，也不等于就无法认清真实。抓住事实，透过现象看本质，就可以破除虚妄。先秦哲学家都在谈别囿。东汉思想家王充也说“疾虚妄”，这些道理大家都明白。“敬胜怠者吉，怠胜敬者灭；义胜欲者从，欲胜义者凶。藏之约，行之行，可以为子孙常者，此言之谓也。”
    周武王为此写了十七条铭文，写完之后，他还谦虚地说：“予一人所闻，以戒后世子孙。”周武王是开国之君，他是可以这样说的。我没这个资格去告诫谁，我只是谈一谈我的想法。
    万变不离其宗，只要坚持立足事实，那么就可以透过现象看本质，就可以尽量避免被情绪节奏坏了事。所以，我们至少可以明确一个原则：读书写字，不能为浮华所蒙蔽，而要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
    这件事给我们最重要的警示是，要避免怀才不遇的陷井。文人最喜欢这个词了，因为自认为有才。自己没有得到相应的名和利，就用怀才不遇这个糖水安慰自己。
    历史上，当然有怀才不遇的人，比如辛弃疾，他一员好好的战将，却终老于词赋之间。靠写点诗词文章来装点一点小情绪，靠山水美女来安慰自己英雄老去的心。
    但更多写文章的，其实也没多大能力。有的人诗写得好，也很大气，如同李白一样，但他在政治上，是一个糊涂的人，当然，他当大官干大事的理想没能够实现，是与他能力上的偏科，有关系。
    许多文人干事虽然不行，但写文章忽悠人的本领却是专业的，自吹的能力也是钢钢的。当然，这里，我不是说司马迁。司马迁是千古史学界的巨人，他在卫青和李广的问题上，有感情因素，所以造成了评价的偏差。这么厉害的史学大家，因为感情而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失去准星，那么，一般平庸的文人的材料，可信的就更不多了。
    司马迁当时写史记时，是充满悲愤的。他对自己的发小，汉武帝是有意见的。毕竟，自己当时对李陵只是因为感情，说了几句好话，结果，武帝居然残忍地将自己处以宫刑，这就伤了太史公的心。
    武帝最大的功劳是平定匈奴，而平定匈奴的最大功臣是卫青和霍去病，这都是武帝的姻亲。此时，司马迁当然不能在书中直接批评皇帝的不是，但可以从他最骄傲的功绩入手，批评他最亲近的人。这也算是文人的一种能力吧，能够影响你的声誉。
    当然，我们不能以小人之心来评价高手的动机。但即使司马迁没这个心，但感情的因素，却让他有了偏差。我们在看其它史籍时，难道不应该小心吗？
    历来文人相轻，是有专业原因的。因为，文无第一嘛。由文人来评价武将，又隔了一层，专业不对口，评价标准也不一样。因为，武无第二。
    许多优秀的文人，眼界高，志气大，但干事情不行。比如天花乱坠的赵括，牺牲了赵国四十万人。比如写诗最好的南唐后主李煜，还有画工笔花鸟美到极致的宋徽宗，这些人，在文人领域，都是顶级高手，但在政治领域，却丢了国家江山。
    最近的，志气最大的典型，汪精卫可以算是一个了。学历高，文笔好。当年也是热血青年，为了刺杀满清高官，不惜作孤胆英雄，拼死一搏。但就是这样一个人，因为与蒋争权中的消极情绪所左右，并且因为政治上的软弱和幼稚，居然在日本侵略时，当了最大的汉奸。
    他在判断形势时的糊涂以及他因个人名利而作出的选择，是文人败类的典型。
    本事总是从实践中来，文人要避免一个最大的错误是：当你发现现实与理论不符时，千万不要随便责怪现实不对。也许，更大可能是，你学的理论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