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延郑重地点点头：“我以前四处游历时曾见过草原上牧民养殖的鸡鸭吃过蝗虫。”
    实际上这个见闻是魏延在后世去过蒙古草原见识过。
    那个时候，每年草原蝗虫爆发，当地民众就喷洒农药来消灭蝗虫，一开始的时候取得了显著的灭蝗效果。但由于连年使用农药，也出现了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蝗虫开始产生耐药性，使农药效力降低，为了保证灭蝗效果，只能加大农药的使用量，这不仅增加农药残留，污染草场，还使蝗虫的天敌被杀，破坏草原生态平衡。为减轻药物灭蝗带来的弊病，草原牧民引进了牧鸡、牧鸭、火鸡、珍珠鸡等家禽。
    那些牧鸡、牧鸭具有捕食蝗虫的能力，一只牧鸡能防治五到十亩草场的蝗虫，养鸡灭蝗虫，在保护生态、降低灭蝗成本上已经明显超过飞机和拖拉机喷雾灭蝗。
    牧鸡灭蝗，不污染草场，没有农药残留，还给草场带来了有机肥料，培育了草原的生产力。蝗虫富含优质蛋白、多种微量元素、丰富的维生素，是鸡、鸭等家禽的优质饲料，牧鸡捕食蝗虫，日增重显著，经济效益可观，生产出的肉、蛋是高品质的绿色有机食品，这是一举多得的好方法。
    魏延顿时想起了他之前曾跟韩浩说起过的“牧区养禽、农区养畜”的计划，便跟韩浩算了一笔账：“养一头牛出栏周期需要四年，一只羊一年产羔一只，收入大概千余钱。牛羊饲养周期长，草场压力大，而且其他成本投入也不小。若是养一只鸡呢，一只鸡从孵化到出栏仅需三四个月时间，一只鸡整个夏季可围剿五到十亩草场的蝗虫，由于蝗虫很肥，吃蝗虫长大的鸡售价比普通鸡高得多，初步估计每只五十钱。一个人大概可以看管一千只鸡，而且不破坏草原，出栏后的总收入不下五万钱。这不只是对草原上的牧民，对农民亦是如此，养鸡既可以灭蝗，更可以致富，我们汉民又可以多吃鸡肉，增强体质，这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元嗣，我希望你来主持这个事宜，让治下的民众多多养鸡鸭鹅来防治蝗虫。”
    韩浩听魏延这样说来，笑逐颜开：“主公，属下这就拟定公文，鼓励各地民众养鸡。”
    魏延点点头：“对，就是鼓励，将养鸡鸭鹅的好处充分说明出来，不要强制，只是鼓励。”
    现在的魏延名义上只是武侯、平南将军，似乎除了带兵打仗之外，别的事情不该由他来管，实际上治下的所有大事情都要由魏延来定夺，他才放心。
    魏延对于未来有很多担忧，瘟疫是其一，魏延已经颁布了卫生法令，强制治下民众遵循卫生条例，让华佗、张仲景医学院的学生到各地宣讲卫生条例，督促各地民众做好防治瘟疫的措施，短短几个月内，各地都改头换面，跟大汉其他地方相比，简直是干净整洁的天堂，相信魏延的地盘里，瘟疫的突发性几乎为零。
    魏延对未来的担心，还有粮食减产，粮食减产原因不外乎大旱大涝和蝗灾、兵灾，对于大旱大涝这样无法抵御的自然灾害，魏延只有严格要求各地官府、民众和军队兴修水利，应对随时而来的大旱大涝。
    对于蝗灾，魏延从心理建设、预防、根治、消除诸多方面都做了周密安排，相信今年蝗灾虽然无法克制，也不会导致非常惨烈的结果，粮食的减产应该能控制在一成之内。
    对于兵灾，魏延作为最高指挥官，严厉要求各个边境的守军扼守关隘，提防外敌入侵，提防其他地方势力、世家作乱。
    ……
    现在，他重点抓两点，一点是水军的训练、水军战船的打造，目的是为了明年夺取荆州乃至扬州；第二点，骑兵的训练，目的是为了占领河套平原和凉州，让自己有个稳定的后方！
    水军方面，魏延全权交给甘宁、马忠、刘晔，他自己不太懂水军，比较少过问；骑兵方面，他交给徐晃、太史慈、赵云，因他自己擅长，所以补充很多时间。
    他非常清楚，像以前那样圈在多山的义阳一代是练不出像蒙古骑兵那样强悍的骑兵战术的，必须要到塞外大草原才行，所以他决定要频繁出兵，袭扰塞外鲜卑人，这跟他原来息兵休战并不矛盾，只要把战场放在敌人的地盘上，对自己地盘的粮食生产不造成破坏就行。
    魏延留五万步兵和两万骑兵分别扼守重要城池关隘，剩下的八万骑兵，八成都是新编的骑兵，先在并州草原训练，一边训练，一边实战，扫荡那些桀骜不驯的羌胡部落。
    可扫荡着扫荡着，就出了并州地界，来到河套地区。
    河套，贺兰山以东、吕梁山以西、阴山以南、长城以北之地，包括银川平原和鄂尔多斯高原、黄土高原的部分地区，黄河在这里先沿着贺兰山向北，再由于阴山阻挡向东，后沿着吕梁山向南，形成“几”字形，故称“河套”。
    河套西、北、东三面环以黄河，阴山横亘黄河之北，其沟谷多为古代大漠南北之重要通道，贺兰山耸峙于黄河之西，芦芽山屏障于黄河之东，南邻陕北高原，依山阻河，形势险要，套里为鄂尔多斯高原，地表呈波状起伏，中部高，四周低。境内之黄河，水流平稳，两岸土地肥沃，可耕可牧，故有“黄河百害，惟富一套”之说。
    周朝之前，这是被属于狄人的匈奴人占据。春秋时期，赵国的赵武灵王把版图延伸到阴山山脉，设立了云中郡，位于土默川平原东部。秦朝统一中原后，派蒙恬率十万大军将匈奴逐出河套，迁徙3万户到那里戍边，设云中、九原两郡，秦末移民都返回中原，
    西汉时，汉武帝派卫青出云中击败匈奴的楼烦、白羊二王，占领河套。大臣主父偃上疏建议在河套筑城以屯田、养马，作为防御和进攻匈奴的基地。汉武帝接受这一建议，当年即置朔方郡和五原郡，后来又置西河郡，河套地区还包括之前的云中郡和定襄郡，以及北地、上郡的北部。当时的人们引黄河灌溉，当地农业迅速发展，经济繁荣。
    怎奈好景不长，东汉时归附的匈奴人被安置在河套，在此放牧，然后便无汉人立足之地。
    现在的河套东南有许多匈奴部落占领，西北边由许多羌胡部落占据，最北边由几个鲜卑部落占据，他们都在这里放牧，大好的良田都长了荒草，大好的黄河水白白地流过。
    魏延想到后世的塞上江南，禁不住扼腕叹息，自己再也不能放着这么好的沃土而不开垦。
    河套周边地区，除了到此缓缓流淌的母亲河黄河之外，还包括湟水流域、洮水流域、洛水流域、渭水流域、汾水流域、桑乾河流域、洛水流域、漳水流域、滹沱河流域，它们环绕着河套地区，正如众星捧月一样，这一带在两汉时期刚刚开发，完全没有后世的盐碱化、荒漠化，只要多多修筑沟渠，河套地区应该能开垦出三四千万亩良田，到时候容纳三四百万人都不成问题。
    魏延注意到的问题，之前的汉武帝注意到了，他在夺回河套地区以后设置郡县，建筑城池，迁民屯垦，进行大规模的军事屯田，妥善安置归附匈奴，兴修水利，到了西汉末年，河套地区已经有了将近一百万人口，也开发出五十多万亩良田，怎奈王莽篡国时期，中原内战，匈奴人重新占领河套，汉民逃亡回到内陆东汉初年刘秀采取收缩政策，西、北边郡多被放弃。
    刘秀末年，匈奴发生内讧，南单于归附，东汉重新开始对河套的经营。于是云中、五原、朔方、北地、定襄、雁门、上谷、代八郡民归于本土。东汉对河套开始的治理到了东汉末年又因为内乱而终止，那些被安置在河套地区的匈奴人重新作乱，汉人又再次纷纷逃亡。
    魏延不由得想起，唐朝时对游牧民族的内附政策和明朝时对蒙古的内附政策，尽皆失败，这些游牧民族都是一个德行，在大汉民族兴旺时，他们摇尾乞怜，大汉民族内讧衰落时，他们亮起犬牙开始噬主。
    魏延之前让风影卫探查过了，整个河套地区生活着九十多万牧民，他们来自三大种族匈奴、羌胡、鲜卑的数十个不同的部落，也正因为他们来自不同种族、不同部落经常发动摩擦战争，不能团结在一起，不然整个河套地区的游牧民族一起发动侵汉战争，九十多万牧民一下子能武装起三十万骑兵，三十万骑兵肯定能横扫现在各自为战内讧不止的内陆诸侯们。
    虽然大河套地区的游牧民族如一盘散沙，魏延也有自知之明，不会来把盘子整个掀过来。
    魏延纵然兵力强大，但所有的骑兵战兵加在一起还不到十万人，根本不能对河套地区所有种族进行打击。魏延是想过把河套地区全部夺过来，但他十分清楚，在大汉内讧不止的情况，这样的打算只能是往后面放一放。
    魏延现在的目标是把并州辖内的五原郡、雁门郡巩固住，将朔方郡、云中郡、上郡拿下，至于河套地区的其他郡县等日后再来拿取吧。
    经过三四个月的休整，魏军将士不论之前伤的多重、累得多惨，都恢复过来了，一个个龙精虎猛，等着树立更大的战功，赢得更多的军功田。
    横扫河套地区，对于魏军来说并非难事，难题在于，如何守得住。
    最坏的结果就是，魏延统领大军把河套地区的胡人赶到阴山以北，等大军一撤，胡人再度南下，河套地区又重新沦为胡人的牧场，这不白来一趟白流血了吗？
    所以魏延考虑在黄河两岸筑起十座棱堡，以挡胡人南下之锋，筑一座城，用那二十万佃农即可，筑十座城，而且要赶在冬天到来之前，恐怕要倾发并州大半的农夫了，这便牵涉到徭役的征发问题。
    徭役又跟赋税有些牵连，因为魏延一心想要轻徭薄赋，与民休息。
    魏延却忘了轻徭薄赋应该适用于天下平定之后的恢复发展期，而不是现在的战乱时期，战乱时期就要疯狂地积蓄起战争资源，先把天下迅速平定了，再去考虑休养生息的问题。
    幸亏魏延有好几个有战略眼光的谋士，贾诩、徐庶、鲁肃都跟魏延提起这个问题，连在大学堂教书育人的司马徽、胡昭也来拜访魏延，说轻徭薄赋的政策并不适用于现在，不能一下子减免所有的人头税，要逐步地减免。
    贾诩说得最为坦白：“主公，您一下子减免这么多，再大的恩情一下子落在下面的民众头上，他们也只是感恩您一次，您若隔上几年减免一点，隔上几年减免一点，到平定天下之时完成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目的，那样岂不更好，民众对您的感恩持续不断的，那样的民心才稳固。”
    魏延深表同意，他了解人性，就是掏心掏肺为某个人牺牲掉自己全部，他也只能感恩你一次，甚至会过后就忘，若是细水长流一点点地对他好，而且保持着若是你们不听话我就不对你们好的态势，人心才会懂得感恩，才会时时感恩。
    但问题是魏延之前已经在一次万民大会上宣布免去一切算赋人头税了，对魏延来说，朝令夕改，必定损伤他好不容易才积累起来的威严。
    魏延稍微想了一下，便想出一个很巧妙的方法，那就是摊丁入亩，把之前的一切徭役、兵役、其他杂税都折算到田赋里面，折合成一亩二斗，此后每年少征一升，灾荒年减半或免征，丰年若有民众蓄意不交，次年加倍征收。
    这样算起来，自耕农、世家大族所有的田地上缴纳的赋税都是一亩五斗。
    东汉时期，正常年景，一般田地一亩地种粟或小麦都在一百二十多多斤以上，按照一石小麦约等于三十市斤，这一百二十多斤大概相当于四石，按照一石等于十斗等于一百升的度量衡，此时的一亩收成大概有四十斗，四百升。
    如此算来，魏延对自耕农和地主一共征收一亩地四斗粮食，按照税率折算是百分之十，看起来不轻，因为东汉的田税不过三十税一，可以说是史上最低的土地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