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公以下诸有奴婢者，率一口出钱三千六百。”————————【汉书·王莽传】
    吴硕本就心虚，被皇帝这么看了一眼后，几乎吓得丧胆，再也不敢说话。
    关于算赋与更赋的改定便商量到这里，皇帝最后调整了百姓算赋的年龄范围，原来的算赋是从十五岁到五十六岁，现在改为二十岁到五十岁。
    口赋的年龄范围也从七岁至十四岁调整为十三岁至二十岁，并特别强调了入郡学县学者免除口赋，以鼓励贫民送子弟进学。
    通过对算赋与口赋的征收年龄段的调整，将进一步缓解百姓的生存压力。不但减少了人口税的征收数额，为了鼓励生育子女、赡养老人，还特意增加了政府的补助：“凡产子女者，从一岁至三岁由少府赐每人每年十五钱，七十岁以上的老人，其每年寿诞皆由乡里给米粮资赡。”
    在以往的时候，人口税沉重，百姓甚至抛弃老人、不敢生子，社会风气败坏，经济发展停滞。皇帝对人口税进行的调整，正好是对症下药，只是这么一来，朝廷势必要多出额外的开支，以及……
    “臣以为，如今仓廪不丰，用度艰难，天下符合此规的老少如何也有数百万之众，每年为此付出逾亿……是否会难为少府？”杨琦话题一转，居然为少府考虑了起来。
    “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皇帝笑着看向王绛，轻声说道：“这里减免了，其他地方自然要有多补益。如今豪强之家蓄养奴婢者不在少数，彼等不事生产，不缴租税、不服徭役，又聚众恃强，朝廷屡禁不绝。彼等算赋自然要比寻常黎庶的要多些，依我看，其成人，加五倍算赋；其小儿，加三倍口赋，得来的钱，最好是充入少府，发散于民。”
    “陛下，这……”黄琬有些犹豫，每家豪强蓄养僮仆不少，如果每个都要缴纳五倍算赋，一年下来也不是小数目：“恐怕要从长计议。”
    “此时大有裨益，相信诸公忠心为国，应无有再议。少府。”皇帝唤出王绛，只见王绛立即离席，来到正中间行礼跪坐：“适才关乎算赋、口赋、更赋等等变动，关乎未来数年的财赋，尚书台今日就会有诏书下来，你务必将之推行各地郡县，不得有误。”
    王绛当即应命，有事可做总比无事可做要好，今天他本来只想稍作进言，预算少收些赋税，十亿以下的损失以如今的少府来说还是承受得起，同时也能邀好于皇帝，坐稳位置。可谁想到，这么多大臣纷纷借题发挥，将少府重要的一项税源‘人口税’裁减到最低。
    要不是这两年盐铁专营权归少府，成为少府收入的重要支柱，王绛恐怕回去后恐怕要受不少属下的非议，因为主掌山川池泽、口算供养天子的少府每年收不到多少钱，以后在朝廷上又能有多大的话语权呢？
    “臣谨诺！”王绛自知肩头担子很大，他期限在大司农担任太仓令的时候，每日只需与那些掾吏打交道，各地转运漕谷解送、粮储存取只需详细记录籍册就好了。如今一跃迁至少府，方知为官之难，少府下面管着宫里宫外，什么太医、太官、符节，甚至连黄门宦者、尚书台都在其名下。
    王绛以前只是一介六百石官，突然被越级提拔，时间一长，势必会出现能力无法掌控局面的问题，正如今天这样。他潜心思索着今后还是尽量不要乱说话，还是像以前一样安分守己，低调做事好了。
    皇帝没有想到对方新官上任的热情还没多久就因为这场集议而浇灭，他任用王绛无非是看在当初三辅旱蝗的时候，对方倾力支持糜竺与三辅豪强进行平抑粮价的‘战争’。由此留下了较好的印象，又考虑到对方的年龄，这才让他充作少府以为过渡之用。
    今天观其言语，知道对方不是没有想法的人，皇帝便想着给对方多添些事，不能光当个摆设：“少府即日起要着手清查天下民户，不得有一处疏漏，此乃当务之急。朝廷历年战乱，百姓流离，许多旧籍册还是孝桓、孝灵皇帝时的，如今修改了赋税，怎能不重新登记造册，按册征缴？”
    “陛下睿鉴。”赵温担心王绛一人难以应承，主动出声答应道：“可即命尚书台拟诏，命天下各郡国详细案核户籍，清点民户，以供官府所需。”
    只有详细查清人口总数、分布、性别与年龄结构，朝廷不仅能精确的征收赋税、组织徭役，更能根据这一信息针对性施策。田亩的数量目前触动的太多，不好彻底清查，可民户关乎财政、经济，皇帝再如何也要将其查个清楚明白。
    “年末时要责令吏部，将此纳入考绩，倘若郡守县令案核不实，皆以渎职懈怠交付廷尉论处！”皇帝厉声道，他知道如果不施加压力那些官僚定会糊弄应付。
    “陛下，这未免……”杨琦眉头一皱，似乎有话要说。
    董承在一旁不阴不阳的说道：“杨公，先前还算是有理可说，如今彼等食君之禄，自然要忠君之事，清查户口，有利于国，地方郡县守令必当奉行，办不好，就得依法论处……这可没什么好为其开脱的。”
    杨琦愣了一愣，将要说的话一时咽了下去。
    其实董承大可以等杨琦把话说完然后再作定论，如今杨琦尚未说话，谁又知道对方是想为郡县长官伸张治吏之难、为官不易呢？
    “臣以为，清查户数，可分为民户、屯户、军户三者。”赵温径直略过了董承对杨琦的讥讽，稳重的说道：“分别由少府、大司农、太尉案核清算，最后将三分籍册汇之于司徒，形成总籍，今后以为定例。”
    “按以前的制度，每帝崩，辄清查天下户口及垦田之数，以见其增减之差。然其间隔或长或短，不足以为朝廷定是施策。”皇帝如今也是熟知朝政典章制度了，只有熟知这些弊政的底细，他才不会轻易被人糊弄。
    人口与田亩清查自光武皇帝以降，每代皇帝都清查过一次，虽然保证了籍册的实时更新、稳定税源。但这样的规矩有极大的漏洞，比如皇帝一生只能在新君即位的时候查一次，这中间十几年的人口增减、赋税征收、政策制定，朝廷难道还要拿十几年前清查的人口数据当参考么？
    而且东汉一代继位的新君大多幼弱、或是旁宗继位。天子没有权威，朝政操于外戚之手，每年的核查人口，无非是走走形式，到了五千万的顶峰后，每年的数字就再也没有较大的波动。这对于没有遭受大灾大难的东汉中期来说，这个数据值得是存疑的——尤其是在孝桓皇帝亲政后，原本在冲、质两个幼帝时期持续下降的人口，在清查过后居然突增近千万。
    皇帝随口废掉了这个存在缺陷的人口普查制度，另行规定道：“今年是戊寅年，以后每逢‘寅、申’两个年份，皆诏命地方清查户口，更新籍册。”
    将一代皇帝清查一次，改为每隔六年清查一次，不仅增加了清查的频率，而且能使后来的皇帝在权威树立的情况下主导某次清查，不至于因幼弱新立而受到蒙蔽。
    “朝廷才诏告天下，今后少事，欲令百姓休息。”杨琦觉得这样的频率太高，会形成官吏频繁扰民不止的现象，违背朝廷与民休息的初衷，他将自己的担忧说了出来，同时也知道这件事不可更改，便建议延长清查的时限：“还请陛下睿鉴。”
    “六年休息聚力，之后天下就未必少事了。”皇帝语气平淡的说道。
    诚然，休养生息、天下少事，是皇帝根据当前的局势，与大臣们一致妥协的结果。但这并不代表要一直休养无事下去，在皇帝眼中，随着国力、经济的恢复，或许还不需要六年。
    杨琦语塞，转眼瞧见黄琬望过来的深深目光，一时无奈，在心里叹息。
    皇帝有主见有决断又有眼界，他们这些人虽是号称宰辅，但能影响皇帝决策的机会实在不多。这样的皇帝足够英睿倒也还好，臣子只顾埋头办事即可，别的不用操心。可皇帝每每有些独树一帜的想法，背后的深意往往令人心惊，像是黄琬、杨琦这样的老臣，如何放得下心来呢？
    “案核天下户口的事，由司徒总其成。”皇帝点了黄琬的名，太尉朱儁未录尚书事，无形中低黄琬一等。而清查人口是关乎国计的大事，让一个宰相牵头，底下少府、大司农等部门辅佐，可以极大地发挥效用：“这是十数年来首次案核户口，是要为今后做典例的。黄公，切不可有误啊。”
    司徒掌人民事，这说起来的确是黄琬的分内之事，可被赋予重担的黄琬迎面正对上皇帝深邃的目光时，心头还是忍不住一跳，旋即低下头应诺了一声。他素能准确的揣摩圣意，这一次不用细想也知道，皇帝将事情交给他，以后出了什么差池，责任也是他的。
    “赵公所言民户、屯户、军户三者之外，还有一项，少府务必详查。”皇帝盯看着王绛，沉声说道：“少府即日起制定奴籍，将现存的官奴婢一一造册。命地方豪强、大户蓄奴者自行谒官府呈报家中奴婢数量、年龄等等，由地方官府登记造册，发给凭证。”
    皇帝这话一出，让王绛等人心里犯起了嘀咕，朝廷自己的官奴婢倒还好说，彼等大都在盐池、矿井、织室担任劳工，少府统计起来也方便——当然官奴婢不用多此一举缴纳算赋。
    主要是彼等豪强，刚刚这才定下奴婢加收五倍算赋的政策，一个成年奴婢，豪强一年便要为其缴纳四百钱，而普通豪强谁家没有几百上千的奴婢？更大一点的，仆役数千上万都有，每年光是为奴婢缴纳的算赋都是个惊人的数字。
    有这个政策在前，彼等豪强怎么会主动、坦诚申报？
    偏偏皇帝心里已有了主意，他说道：“没有官府发给的凭证、不在官府籍册上的，一律不视为奴婢。豪强不得任意刑杀，驱使劳役，违者重罪。彼等奴婢既无凭证、又不在籍册上，倘若受到豪强欺凌，可径直讼于官府，允其自告，官府不准不受其辞状！”
    以前的君主只是下诏释放奴婢、不准虐待杀伤奴婢的诏令跟这个比起来又算得了什么？皇帝先是给奴婢上户口，没有户口的官府一概不承认是奴婢、而将其视为自由民，豪强就没有权力任意处置。
    一旦处置了，那些奴婢大可以逃亡他处，因为他们不在奴婢的籍册上、没有凭证，豪强就不能证明他们是自己的私有财产。更何况，皇帝还准许不在籍册上的奴告主，授官府以柄，趁机打压豪强的权势。
    这个政策一出，相信大多数豪强宁肯主动将名下奴婢登记在册，每年为奴婢付出数万甚至十数万的算赋，也要得到一个保障，保住自己的私有财产不凭空消失。
    掌握了全国的奴婢数量，皇帝就能借此对天下豪强的数量、强弱以及拥有的财赋有个大致的了解，不但能增加岁入，还能削弱豪强的经济实力。
    解决了最重要的一项，后续的的便好处置多了，皇帝废除了东汉末年以来额外向百姓征收实物的户调制。至此，朝廷的税源大减，可以想见未来数年的财政状况都不容乐观，除了叮嘱在场旁听的度支部尚书韩斌将度支郎分派到公卿府署，厉行审计以外，还要着手开源。
    未来几年冀州的海盐将大规模开发，加上扬州的淮盐，以及盐铁酒榷的施行，朝廷尚且不用担心大规模的赤字。轻农税重商税，宁可用危机倒逼改革，也不随意增加农民负担，这是皇帝未来规划的政策走向。
    然而在众人散去后，皇帝还是将太仆刘表单独留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