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大顺监国闯王正在视察满洲留下的机构武备院，此院也是满洲内务府所属三院之一，但在清军入关以前此地却叫兵仗局，乃是前明内廷专门负责生产制军械以及火药的军事机构。
    陆四印象中，明末前明军队的武器装备一塌糊涂，不但武器的做工极为粗糙，质量更是不能见人。
    弓弦一拉就断，火铳一放就炸膛的事屡出不穷，盾牌用力敲击能当场碎掉，可以说前明九边包括内地卫所，在武器装备这方面是完全不及格的。
    结果导致带兵的将领不得不将能用的装备用来武装能打的士兵，渐渐演变为家丁，使得国家军队最终沦为将领私兵，继而又衍生出所谓将门集团，进一步加速明朝灭亡。
    眼面前的例子就是满清的汉军八旗八成来源于前明的将门集团，而这个将门集团中辽东集团又占了八成。
    一切问题的根源在陆四看来，其实就是钱的问题。
    明朝其实很有钱，隆庆开海至明亡，单是海外流入明朝的白银就高达几亿两。
    然而，国库没有见到这些白银，国家没钱，皇帝没钱，军队又如何有钱？没有钱，再好的军队也会一步步烂下去。
    银子去哪了，不是一两句能够说清的事，真要细究，陆四觉得他就是组织一帮学士搞个专题研究，恐怕都未必能说出个子丑寅卯来。
    就是他自己，也是一知半解。
    模糊印象无非是钱都在士绅腰包里，皇帝穷，国家穷，穷到最后皇帝都差给臣子磕头求他们捐钱，结果一个没捐。
    再之后，亡了呗。
    深层次，肯定是国家体制，或者说明朝的赋税制度出了问题。
    藏富于民是一个理论，国富民强也是一个理论。
    二者并不矛盾。
    但首先必须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国强。
    国若不强，民之再富，亦为人家的牛羊，待宰而矣。
    况大顺如今是一穷二白，甚至已到要靠缴获的古玩书画去换钱粮的窘迫，而早先为了筹集军饷，连曲阜孔林都给动了。
    这大顺的读书人要是脑袋不转过弯来，将来他陆四指定要被后世知识分子唾骂，称他破坏圣贤之地，毁坏华夏文明。
    虽然事实上陆四从来不认为什么孔林、孔庙能代表华夏，可架不住两千多年的固有印象。
    身后名暂不管它，现实事却是要搞好。
    富国同时也富民，富民同时更强军，如今中国尚未统一，陆四就算有一万个抢劫...有一万个国际贸易对象，他也得先按住性子，把内给安了。
    只有一个统一、坚实的中国，才能为华夏民族的富强奠定基础。
    大顺是建立在明朝之上，想要不重蹈明朝老路，陆四这个大顺领导人肯定要想办法改变明朝的弊政。
    定鼎北京后，加强中央集权、恢复地方民生、筹集大顺军饷是有关大顺能不能再次立足脚跟的三件大事，而这三件大事又无一不涉及到对地方财务的整顿。
    明朝一年不过收几百万两，到了满清一年收两千多万，税赋增加了好几倍，加到福临的儿子都不好意思再加，于是“永不加赋”，结果却落得人人都在赞美大清，士绅官员齐赞大清好，这个先进的经验陆四是必须要照搬的。
    前番归降的河南布政使袁有龙日前上疏，疏中有言前明时，富者田连阡陌，竟少丁差，贫民地无立锥，反多徭役。
    袁有龙的意思是请监国能够体查民情，中央政府今后制定的政策能够倾向于贫民，尤其是现在河南全省人口不过百万，倘若继续如前明一般横征暴敛，恐中原之地很难实现太平。
    这个大概是古今中外官员在大乱之后的一惯“套路”，虽然很有效，但几十上百年一过，过去的旧问题又会出现，从而形成恶性循环。
    被陆四内定为下一任衍圣公的前曲阜主薄文彦杰的上书比起袁有龙的“套路”就有建设性了。
    离开山东时，陆四给了文彦杰一个任务，就是用一年时间走遍山东的大小乡村，实事求是搞一搞民情察访。
    为什么不让其他人，而是让一个主薄去察访，原因就是这个文彦杰务实年轻，身上没有从前明朝官的“官僚主义”，有一股新气。
    在接到北京公文着其与山东通会陈不平入京理政后，文彦杰便将这一年时间对山东各地走访调研的成果写成《山东人丁税役考察书》递呈行营。
    书中写道：“查旧例，人丁五年一审，分为九则，上上则征银九钱，递减至下下则征银一钱，以家之贫富为丁银之多寡，新生者添入，死亡者开除，此成法也...”
    大意是说过去明朝征银制度看上去颇是完善，然而具体执行随着年代久远，地方有司未必留心稽查，也就是没有做到五年人口一小计，十年人口一大计。官员怠政又为博户口加增之优绩，遂不顾民间之疾痛，只在上任黄册随意拿笔增添。
    结果一任又一任，如某地实有丁口五万，几任下来，报到户部的丁口却有可能达到七八万。甚至是死人都在册上不予去名，刚生之婴儿亦上户册予以缴税。
    陆四是在武英殿看的文之报告，读到此段特意拿朱笔画了个圈，尔后在边上注道：“此虚报浮夸。”
    这还是官员怠政求考绩上优之举，在民间更有士绅利用免税、减税之特权故意隐瞒人丁，又有乡野狡猾之民以“客籍”规避，或投献士绅以为避税，然而户部仍按各地上报人丁收税，最后便是大量赋税落在贫民身上。
    文彦杰说如山东曹县，“豪强尽行花诡，得逃上则；下户穷民置数十亩之地，从实开报，反蒙升户”，结果“其间家无寸土，糊口不足，叫号吁天者，皆册中所载中等户则也”。
    最后，文彦杰一针见血指出“在民有苦乐不均之叹，在官有征收不力之参，官民交累”，恳请监国闯王务必要重视此事，从中央到地方要对此旧弊进行革除。
    陆四将此书交顾君恩看，言自己起于淮扬农家，深知民间疾苦，而于官府征收钱粮尤为留意，惟恐使百姓滋扰。
    “自永昌皇帝于前明崇祯十六年于襄阳建新顺之日起，大顺已是永昌三年，虽各地减税、免税年限不定，但国之根基为钱粮，年限一到征税难免。怎么个征法，便是要紧了。再跟从前那般乱征法，任由地方小吏同那士绅老爷从中渔利，我不上煤山，我那子孙也要上煤山！”
    陆四问顾君恩是不是可以在新的中央政府架构专门设立一个同六部平级的税赋机构，将中央同地方的赋税统归这个机构来执行，以一定比例提取中央，留存地方，从而避免地方乱收税及各种苛捐杂税。
    并称今后农税要逐年递减，大顺将来要重点发展商业，并要着手与海外贸易，从而通过提高商税来减轻农民负担。
    “眼下咱们大顺人少地多，土地问题不是大问题，但要想到以后，种地，苦噢。”
    陆四始终认为让老百姓不种地就能过上好日子，才是一个穿越者真正应该做的。
    但显然，恐怕终他这一世，这个目标也不可能达到，或者说无法完全做到。
    毕竟，时代限制。
    “州牧县令，乃亲民之官，吏治之始基也。至于钱粮，关系尤重，丝毫颗粒皆百姓之脂膏。增一分则民受一分之累，减一分则民沾一分之泽。”
    光提自己的看法肯定不行，陆四也要拿出行之有效的方案。
    没吃过猪肉，也见过猪跑，考虑到国家之根本实在于钱，他便把“摊丁入亩”四字写了下来，叫侄孙拿给正在研究大顺新朝赋税政策的左辅顾君恩。
    顾君恩看了这四个字，着实深思许久。
    陆四也不着急顾君恩能就这四个字立即拿出章程来，在武英殿中吃过午饭后，他便专程来到武备院，也就是前明兵仗局。
    倒不是看满洲人给他留下多少军械，而是准备恢复兵仗局的火药生产能力。
    虽说起兵以后于火器使用不多，但陆四却深知时代终将属于火药。
    而他顺军自产火药能力有限，故而早在起兵时，就一心惦记着北京兵仗局同盛京火药局这两处中国最大的火药生产基地。
    盛京那边年产多少火药，陆四不太清楚，北京这边却是崇祯年间就年产数百万斤的。
    清军入关以后，凭着大炮到处轰开明军、顺军据守的城墙，便是得益于其有完整的火药生产能力。
    前明时，兵仗局管军械局和京营药子库，药子库以前就在内城的王恭厂，可天启年间却发生了大爆炸，波及顺城门大街、刑部街、平则门，造成两万多人死亡，房屋毁坏数万间。
    “断臂者、折足者、破头者无数，尸骸遍地，秽气熏天，一片狼藉，惨不忍睹。”
    更离奇的是遇难者衣服、钱财、器具竟然飘到了西山昌平州教场。
    总之，这次天启年间的大爆炸着实离奇，即便陆四前世对此次爆炸说法也是五花八门，让人不知真相如何。
    现在的药子库在外城，第一镇入城之后便接管了这里，仍留在药子库的匠人有两百多人，管事的十几人，其余人等多被满洲人带走。
    库存火药却是不多，只有几十万斤，只是正常年产量的十分之一。
    当初顺清“和议”时，若不是顺军方面不许清廷破坏，这药子库多半就会被炸掉，后果不堪设想。
    因此，陆四也是奇怪，他问那留下的药子库管事、前明兵仗局的王太监：“当年永昌皇帝离京之时，为何没有炸毁药子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