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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大唐强盛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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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隋唐大运河的开通是在地方性运河的基础上形成的,没有地方性运河的开凿,要想开通隋唐大运河是不可能的。
    即便在分裂时期,地方政权也开凿了一些地方性运河,这些运河,从客观上讲隋唐大运河做了准备。
    隋文帝时期,通过对汉代槽渠的疏浚,开了广通渠(又称富民渠、永济渠),在渭水之南,傍南山而东,到潼关衔接黄河。
    到了隋炀帝时期,修的大运河分为四条:通济渠、邗沟、永济渠、江南运河。
    而隋朝修运河,其动机已超越了服务军事行动的目的。主要是因为当时南方经济迅猛发展,已成为全国经济重心。所以,国家需要加强对南方的管理,长安需要与富庶经济区联系,需要南方粮食物资供应北方。
    当然,隋炀帝修运河,还有政治上的考量。与迁都一样,也是想甩脱关陇贵族的控制。
    而历史就是这样讽刺,秦始皇修长城被骂劳民伤财、不恤民力,但长城却成为世界奇迹之一,成为后代炎黄子孙的骄傲。
    大运河也是一样,隋炀帝因此被骂得狗血淋头,修运河也成为他亡国之因,但大运河所起到的历史作用却绵延千年,数个朝代因此受惠。
    当徐齐霖乘船在大运河上航行时,也不由得发出感慨,开通大运河,可谓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而隋炀帝这个人的功罪评论,也真是复杂。
    对此,徐齐霖倒是比较赞同一位哲人所说:一个朝代存在的时间长了,这个朝代就圣人辈出,因为写史的都是本朝的史官,多是歌功颂德。
    而一个朝代存在的时间短,那么大抵就没有一个好人了,因为写史的都是他朝的史官怎么会有好话呢?像司马迁这样的人毕竟是不多的。
    除了感慨,徐齐霖看到的还有将来繁荣的运河经济。开发的潜力如此巨大,但现在还远未达到。
    沟通南北经济,促进南北交流,消除南北差异,就在当时,也只有大运河能够做到。
    说起来,别人以为在外奔波辛苦,徐齐霖却把这当成一种历练,当成欣赏美好风光的旅游。
    从穿越而来的迷茫,到适应,乃至融入其中,徐齐霖发现自己爱大唐,爱这片悠久而古老的土地,爱这里的淳朴人民,爱这里的秀美风光。
    尽管也有不如意的地方,但完美是不存在的,无论是国家,还是个人。他愿意为之付出努力,为人民的安居乐业,为家人的幸福安乐,为国家的强大兴盛。
    “阿郎,既有各地官吏的报告,为何还要亲自走一趟。”伍菘蹲在甲板上,有些不解地问道:“这一来一回,两三个月时间也不止。”
    徐齐霖挑了挑眉毛,反问道:“怎么,这就想家了?”
    “那,那倒不是。”伍菘嗫嚅着,但表情说明他确实想家了。
    徐齐霖呵呵笑了两声,说道:“光看那些报告,并不能准确了解情况。没看我还带着很多人嘛,码头装卸、运输的设备,还有各个航段需要的船只,成立航运公司所要招募的船工,这些都需要我来先作个规范。”
    这倒是没说错,很多东西都是第一次,除了徐齐霖,别人恐怕拿不准其中的关键。而运费的节省,涉及到的方面很多,大的小的都不能忽略,那才能把成本削减到骨子里。
    朝廷对用盐利雇佣船工,而不是征召,还没有明确的答复,可能也是要看这运费到底能节省到何种程度。
    如果节省得多,为了减轻百姓负担,捞个爱民的好名声,李二陛下多半会答应,朝中群臣也不会太过反对。
    而一些并不起眼的地方,比如利用起重设备装卸,粮食改散运为标准麻袋或木箱盛装,进行集装化系统化运输。按徐齐霖的计算,每斗米的运费便能削减十七文。
    这是什么概念,向长安运百万石粮食,只此一项,便能节省一百七十贯。而通过绕道三门峡的陆路,每斗米又能节省百文,百万石便是千贯。
    而节级转运,则是运费削减的大头,也是关键。既减轻了江南船工的负担,又减少了沿途等待的无谓消耗,再精打细算的话,省出近三成运费,也是可能。
    这还不算完,如果航运公司成立起来,南货北运,北货南输,合理调度,船不跑空,效益将更加显著。
    按徐齐霖的粗略计算,连省带赚,每年十万贯还是保守数字。
    伍菘当保镖是尽职的,却哪里知道徐齐霖的筹划,只觉得这般辛苦,还有点想家了。
    徐齐霖当然也想舒舒服服地过日子,但要混吃等吃,怎么也对不起自己这个年龄,也对不起老姐、大哥,还有小妹。
    至于升官,徐齐霖表面上又讨又要,其实倒并不是很热衷。朝堂上都是人精,也并不是一团和气,要想立得稳,并不是很容易。
    特别是在封建社会,皇帝决定一切,看你不顺眼,轻则发配,重则赐死,你有什么招儿?
    就象现在这样就挺好,自己管一摊,不就是赚钱嘛,后世的脑瓜,还能被这难住。
    “阿郎说那《相会》的戏很受欢迎,等咱们回去能看上吧?”伍菘不好意思提郑团团,就拿徐齐霖告诉他的事情来说。
    徐齐霖不以为意,也知道这家伙在想什么,说道:“自家的戏班,啥时想会啥时演,这还算个事儿?你别胡思乱想,安心跟着某走,少不了你的好处。”
    伍菘嘿然一笑,又开始想这好处是什么,要不要求阿郎帮忙向郑娘子说媒。
    徐齐霖的目光已经移到一艘逆流而上的小船,看那船老头已是年纪不小,操船的手法熟练,旁边还有个女子,手中持篙,用力撑船。
    那女子年纪也不算大,脸庞晒得挺黑,光着两只脚,汗水从鬓边流下。隔得挺远,只是向这边望了一下,便又专心撑船。
    生活不易啊,自己应该是幸运的,不必象他们这般辛苦。
    徐齐霖感叹一声,再度转移目光,望向沿岸的风光。
    田地里的庄稼已经收割完毕,光秃秃的,树木的葱绿也大半被枯黄代替。秋高气爽,行人寥寥。
    农忙已过,多数人要等到明年开春才能再操锄把犁。如果能有个冬天操持的营生,最好是在家里,收入会增长,劳动生产率也能提高。
    光是指着种地,没有灾害的情况不,能得温饱已是不错。若是有个副业,奔向小康岂不更快?
    徐齐霖垂下眼睑,又陷入了沉思。
    …………….
    长安千秋殿。
    前几日出去散了心,听了歌,看了戏,李二陛下的心情还是有所舒缓。
    今天,李二陛下的心情依旧不错,特别是看到了胖儿子的来信,以及通过正常渠道呈上的奏报。
    显然,李四胖是真的悟了。不仅给老爹写信问安,奉上礼物,还给在京的兄弟也写了信,同样表示了心意。
    对此,李二陛下表示很欣慰。尽管他是通过玄武门之变,杀兄宰弟上的位,可谁又希望自己的儿子再演骨肉相残呢?
    看过胖儿子的书信,再看胖儿子的奏报,李二陛下更觉舒畅。他没想到,这胖儿子不仅文采出众,还对大唐的民生有着深刻的见解。
    说到大唐的强盛的衰落,恐怕很重要的一点便是府兵制的兴起和废弃,以及均田制的实施与瓦解。
    府兵制以均田制为基础,均田制瓦解,导致府兵制废弃,接下来便是大唐军力的衰落,以及军阀割据的产生。
    所以,均田制在历史上被看作大唐兴衰的关键因素。
    而李四胖的奏报,正是针对均田制的弊端,以及百姓由狭乡向宽乡迁徙的困难。
    均田制的起源很早,自北魏起,至唐代已有数百年的历史。它的目的是为了让平民能有土地维持生存,而让富豪不足以构成侵凌之势。
    而在唐朝,采用均田制也是有历史原因,以及实施的基础的。隋末之乱,战事频繁,造成人口锐减,土地大量荒芜的景象。
    这便使得初唐时期,国家有大量的土地分配给农民。而百姓在受让田地后,并不是永远占有,而是要在死后将其大部分归还给国家,再由国家分配别人。
    表面上,这似乎没有问题。只要大唐疆域足够广,有足够的土地分配,便可以把这个制度长久地实施下去。
    但事实上,到了高宗时期,均田制便已经濒于瓦解,实在是因为均田制有着难以避免的弊病。
    因为唐代的土地分为永业田与口分田,前者一般包括宅地与桑地等,为私有性质,可以传给子孙或者进行买卖;后者是根据人口分配的,人一出生就有权分配,一故去就要收回。
    这样一来,随着人口的增多,原有的土地再也就不能满足需要,人口多的地区,能分到的土地所来越少,远远达不到政府所规定的水平。
    而且,由于退田分田频繁发生,使得土地呈现碎片化。一户人家所拥有的土地常常分散各地。
    由于没有现代化的代步和运输工具,农民要耕种相距很远的田地,那是相当的困难。
    据史料记载,唐代有人拥有的土地,最远距离达到了百里之遥。一百里啊,有汽车还凑和,在古代,那真是没法耕种。
    再者,长安有多少官僚,又要占多少田地,那可是个巨大的数了。
    按照规定,有爵位的贵族从亲王到公侯伯子男,受永业田一百顷递降至五顷。职事官从一品到八、九品,受永业田六十顷递降至二顷。散官五品以上受永业田同职事官。勋官从上柱国到云骑、武骑尉,受永业田三十顷递降至六十亩。
    此外,各级官僚和官府,还分别领有多少不等的职分田和公廨田,职分田的地租作为官僚俸禄的补充,公廨田的地租作官署的费用。
    而田地不足的现象在关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不仅仅是因为关中人口越来越多,还有朝廷分给大臣的田地,使得关中农民所分到的田地越来越少。
    没有足额的田地,可丁口又要缴纳定额的租庸调,这个负担很是沉重。等达到一定程度,农民负担不起,也就只剩下了逃亡。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朝廷也出台了狭乡向宽乡迁徙的政策,允许人多地少的地区百姓向人少地多的地区迁徙。
    可政策是政策,不考虑当时的具体条件,也就是空头文件,没有实施的可能。
    你想啊,地少的农民和无地的流民,当然想得到足额的田地,可迁徙到远方却是他们所面临的最大困难,说是危险也不为过。
    首先,是没有具体的指向。这在后世是不存在的,打开电脑上网一查,哪个地方有优惠政策,又给田来又给房;哪个地方田地多,要招多少人耕种,可谓一目了然。
    可在那个时候,老百姓是两眼一抹黑。能走出所在地方圆百里,已经算是出过远门,有见识的人了,谁又可能知道更远的地方的具体情况。
    不知道去哪里,更不知道路怎么走,拖家带口的奔向远方,饿死在路上都是大有可能。
    就象历史上自发的“闯关东”和“走西口”,那真是被逼得没招儿,只能用命去闯一下。
    而且,“闯关东”和“走西口”这一路上,死了多少人,又有多少到了目的地,又有多少能在陌生的土地上安身立命?
    所以,让老百姓自由迁徙,那就是扯淡,有政策也没用。但凡饿不死,宁肯在本地要饭当乞丐,也不愿背井离乡,去奔那希望渺茫的未来。
    所以,没有政府的支助和引导,要百姓自发地向宽乡迁徙,那就是一句空话。所谓的政策,也是扯淡,没有实施的可能。
    而李四胖的奏报恰恰是针对这些而写,并提出了解决的办法,虽不是尽善尽美,但却能够缓解关中地狭人多的弊病。
    说实话,这个奏报中虽然有徐齐霖的想法和建议,但连他也不能一功永逸地解决困难。尽管他认为均田制和府兵制,是大唐强盛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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