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友仁在澳门这段时间，受到的这三个冲击，可以说是大顺的特殊性导致的。
    而他受的第四个冲击，就和大顺的关系不是很大了。
    得赖到他们耶稣会自己身上。
    从利玛窦开始，就一直试图把借用华夏古文里上帝的概念。
    即便后续被教廷禁止了，但是耶稣会这边还是一直试图这么办，并且一直在尝试和儒家辩经，从耶教那一套来解释上帝、太极、气、理的概念。
    这当然对蒋友仁也产生了影响，他本就是耶稣会的人，又是专门来中国的，而且还是在大顺明令禁教之后来中国的，对这一套东西可谓是相当熟悉。
    在前三个思想上的冲击产生之后，某日夜读《尚书》，读到汤誓一文，念到“予惟闻汝众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的时候，猛然一悟。
    随即翻阅《旧约》，“百姓在埃及受的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因监工的辖制所发出的哀嚎，我也听到了。我下来，正是要救他们脱离苦难的……”
    翻完《尚书》，就看《旧约》，加上耶稣会内部一直以来对上帝这个汉语词汇的解读，让蒋友仁的脑子里一阵浆糊。
    脑子里下意识地想到的，就是《易》里面的词：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
    本身从利玛窦时候开始，就在争夺上帝这个词。而一旦按照利玛窦以及后续的耶稣会教士这么理解，那么，这里面就有问题了。
    出埃及，和汤武革命，是否都是一个意思？
    只是在巴别塔让各地语言不通之后，产生的不同版本？
    而精神内核，其实是一致的？
    故事可以不一样，但只要精神内核一致。
    圣经本身，旧约中的一些故事，是否只是一种现实政治的隐喻？
    夏桀不忧念民众、舍弃稼穑，夺农功之业，以敛财货，劳遏民力。于是商汤见夏氏有罪，听从上帝旨意，不敢不正。
    这和出埃及相较。
    是否其精神内核，可以认为，汤武革命、出埃及记，都是受压迫者按照上帝的命令进行的一场革命？
    能对着《尚书》、《易经》把《圣经》理解成这样，这已经不是简单的异端了，而是异端到可以直接上火刑架然后挫骨扬灰的水平了。
    歪到天际、飞到天外去了。
    蒋友仁对那天晚上猛然冒出的这个想法，自己把自己吓得好几天没睡着觉。
    可他内心的想法，又实在不敢跟别人说。
    这种话，没法说，这已经不是耶稣会上帝、祭祖祭孔这么简单了，而是简直要让自己精神崩溃信仰崩塌的可怕想法。
    翻来覆去睡不着，越想越迷糊，便多看书。
    看了一堆先秦古籍，蒋友仁从墨家的“兼爱”中，又坚定了诸多他内心已经萌芽的种子。
    在先秦古籍中的兼爱，是功利的，目的性非常明确，兼相爱、交相利，通过彼此的爱，达到彼此得利的目的。
    而耶稣会的这些会士，一方面儒家经典看得多，一方面本身就反对墨家的那种爱，是以蒋友仁在这其中寻找他所理解的爱，与先秦异端的爱之间的异同。
    看了半天，只觉得，他们耶稣会理解的爱，和先秦异端的爱，最大的不同，便是他们的爱，是无偿的、没有功利性的。
    为什么会有他理解的这种区别呢？
    蒋友仁觉得，翻看圣经，经常可以看到神对那些弱者和受侮辱者的偏爱。
    弱者、穷人、受侮辱者，从他们身上是得不到好处的。
    因为神这样去偏爱那些弱者、穷人、受侮辱者，所以这种偏爱，造就了他们的爱的无偿性、无功利性。
    人要模仿上帝的善嘛。
    这就是他所理解的，他们的爱和先秦异端的爱说不通的区别——人间的一切行为和情感都是神构建的，神偏爱弱者穷人和受侮辱者，所以构建出的人间的爱就是得不到好处的、无偿的、无功利性的。
    既然爱的定型源于神对弱者、穷人、受侮辱者的偏爱，那岂不是更加印证了他内心萌发的那种极为可怕的异端想法？
    出埃及记在这个时代的解读，就是受压迫者、弱者、穷人、受侮辱者，按照上帝的旨意，去进行一场革命？因为上帝的旨意贯穿在书中了，无一不在印证着这一点，祂偏爱这些人……
    再配上他受到的莱布尼茨的影响，连祂若偏爱这些人，为什么却让这些人受苦这个悖论都解决了——受苦是为了有机会按照上帝的旨意去干大事，这是上帝下的一盘大棋。
    这种可怕的想法不断地折磨着他。
    自我的精神折磨，无非两种可能。
    要么精神崩溃。
    要么豁然开朗。
    蒋友仁的结局，是豁然开朗。
    而豁然开朗的契机，则是由于大顺下南洋的军事行动。
    在下南洋的军事行动前，刘钰途径邦加岛的时候，从那里即将暴动的锡矿矿工中，拉走了不少的组织者。
    这些组织者中，有几个也是天主教徒。而且还是死硬分子。
    当初刘钰把这些组织者抓走，不是因为同情他们，刘钰看来他们要走的那条路纯粹扯淡。
    而是担心他们起事不成，那些大顺下南洋之后相当优秀的基本盘、兵源、人口，被他们这种纯粹扯淡的路搞得提前被人屠戮干净了。
    是以当时把几个领头的全都抓走，直接瓦解了邦加的矿工起义。如今大顺下南洋之后，刘钰学英国人当年的殖民手段，以强制买断的方式，让那些矿工合作自己去干锡矿。
    这便一下子为大顺赢到了邦加矿工的民心，使得大顺在马六甲附近有了一个非常稳固的兵源地和基本盘。
    而当初要是由着那些人起事暴动，恐怕这些人早就被屠干净了。
    当初抓走的那几个死硬头目，那叫叫徐圭、教名保禄的，就是个死硬天主教徒。为了不离教，连秀才身份都不要了，被刘钰抓去船上干苦役，领着去欧洲见识了一圈，结果想法并无太多改观。
    从欧洲回来后，刘钰就把他扔到澳门了。
    结果这一扔，就扔出了奇妙的化反。
    当初在邦加抓的那个叫徐圭的头目，本就是秀才，水平是有的。又是个死硬不退教的，还被刘钰抓着去欧洲转了一圈。
    回来后，那些非教徒的矿工头目，都被刘钰放回邦加了。而徐圭因为宗教问题，是不可能被刘钰放到邦加的，只能扔在澳门。
    澳门本也没几个秀才，去过欧洲转一圈的秀才更少，就这么一个。虽然是革除了功名，但却不能清除脑子里的学识。
    这么一来二去，自是和苦学经典的蒋友仁认识了。
    那时候蒋友仁正是自觉自己误入歧途走入异端的时期，两人见面之后相谈颇多。
    一个被革除功名的天主教徒前秀才，嘴里虽然还是死硬的做教徒的言论，但骨子里其实还是传统那一套。
    又在矿场干过，又很天下不公，嘴上念基督心里想的还是三代之治天下大同井田均田那一套。
    另一个是被这奇葩的东学西渐所影响，自己走火入魔的耶稣会传教士。
    这两种思想的碰撞，配上大顺土地兼并、千年前就允许土地私有买卖的特殊国情，大约能搞出什么奇葩诡异的东西，也是非常容易猜想到的。
    只是，徐圭和蒋友仁的相遇、思想的碰撞，还顺带解决了另一个他们奇葩异端非常关键的问题。
    天主教关注的，是救人。
    这是蒋友仁心中萌生出的异端想法里一直没解决的问题，他想搞地上天国，但这种行为的救人，和他们教义中的精神意义上的救人，并不是一个意思。
    然而徐圭凭借他特殊的生活阅历、骨子里还是传统那一套而不自知的扭曲思想，在和蒋友仁讨论之后，把这个问题也解决了。
    徐圭说：自己既做个秀才，也当过矿工，还去过欧罗巴，见识了挺多东西。
    那人穷，比如大顺的佃户、矿场的奴工、欧洲的那些手工厂工人，到底是上帝的旨意呢？还是另有原因，有人扭曲了上帝的旨意？
    蒋友仁其实自己也不明白，但之前也和徐圭悄悄讨论过他脑子里被奇葩的东学西渐影响的异端想法。
    徐圭就说：佃户并不是想当佃户，也不是上帝的旨意让他们如此生活。是因为有人扭曲了上帝的旨意，才导致他们不得不接受佃户生活的。怎么扭曲的呢？把土地归位私人所有，满足自己的贪欲，使得整个天下都扭曲了。
    在这种扭曲之下，不是佃户主动要当佃户，也不是上帝非要他们做佃户，而是他们不做佃户就没法生活，不得不选择这样的生活方式。
    那么，让他们有自己的选择，有能够依照上帝旨意选择生活的选择权，是不是天主教意义上的对人的拯救呢？
    蒋友仁是被莱布尼茨的那一套神义论、宇宙唯一挑选出来的最好的那个、规则早就定下了自然演化那一套所影响的。
    因此听完徐圭这么解释后，他觉得大有道理啊。
    对啊，佃户、矿工、欧洲手工厂的那些雇工、巴达维亚糖厂的奴工、英国羊吃人造就的那些罪人，不是他们主动选择这样的，而是世界被一些人的贪欲所扭曲，对金钱和利益搞偶像崇拜，导致的他们没有其他选择的不得已选择。
    若能让他们有选择，才有机会真正选择聆听上帝的旨意。
    这么想，当然是宗教意义上的救人啊。
    于是，这个救世和救人的关系，也就这么解决了——救世，就是救人。
    天主教和儒家，都是反对新时代新兴阶层的。原教旨的儒家，也是反对土地兼并的。
    但他们的反对的方式，是往回倒。
    现在也根本没有往前走反对的社会基础、物质条件。
    可想而知，这俩人在一番畅谈之后，搞出的东西，到底是个什么模样。
    多半还是禁欲、教士加井田、教会取代三老、周代官营、劳力交换、十一归公这一套东西。
    很扯淡，很反动。但……很煽动人心。
    尤其是大顺只是主动搞了个贸易中心北移长江口、还没有搞工厂制冲击小农经济，就在岭南造成了几十万人生计影响的新时代曙光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