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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六二章 分赃大会(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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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钰对路易十五不太熟悉,最多听过一些段子。
    但既然是段子,真假就很难说。
    就如同法国那个著名的段子,玛丽王后问“没饭吃,为什么不吃奶油蛋糕”,源于东学西渐,启蒙学者以“何不食肉糜”这句话编出来的;再比如后世传闻的元末大起义,八月十五吃月饼、杀鞑子,源于印度土兵起义用印度抛饼联络传递信息,被消息灵通的南洋会党借用传播为典故,效果绝佳。
    这种穿凿附会讲段子的事,东西方都很熟练,靠段子去了解一个人肯定是不行的。
    不过路易十五这样的君主,刘钰以中华之史为鉴,倒还是可以摸出一些脉络的。
    他年幼登基,本来继承权轮不到他,但是顺位排在他前面的都死了。
    登基之后,有人摄政。某个后来当宰相的人,在他年幼的时候做他的讲读,对他非常严厉。
    这位讲读成为了宰相,独揽大权许久,制定了一些列的政策和改革。
    这位既是宰相、又是家庭教师的人一死,他就推翻了宰相死前的许多既定政策。
    这位宰相一死,他就要废除宰相,大权独揽,认为若由宰相,朕将何以治天下。
    他在任上打了胜利的三大征,四国同盟战争、波兰王位继承战争、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
    但在去世前,打了一场失败的、让法国财政崩溃、彻底丧失了霸权地位的七年战争,再也无法压制盎格鲁萨克逊蛮夷的崛起。
    法国没有太监传统,所以这位路易十五就相信情人,让情人为自己出谋划策,同时还让情人监督大臣们的举动。
    这可能区别在于,中华区的那位,亲妈活着;而法国区的这位,亲妈死的早,故而对女性,尤其是成熟一点的女性特别特别的在意,渴求母爱代偿。
    或曰,波旁之亡,始于路易十五,亦不为过。
    和这种人打交道,就得摸清此人的心态。
    幼年登基没有亲政,祖辈还有一个太阳王武功卓著大权独揽,自己之前要做什么事都被宰相反对,现如今宰相还没死就要废除宰相独揽大权,这种人此时最缺的就是“认同、赞许、夸奖”和拍马屁。
    心里有了这么一个大致的判断,刘钰决定这一次凡尔赛之行,将用上他来欧洲以来最为恭谨的态度,溜须拍马,尽可能和路易十五建立良好的私人关系,从而在对待荷兰的问题上,达成一份对大顺相当有利的分赃条件。
    在荷兰,私人关系用处不大,利益集团盘根错节,开个集权的会开一年屁都没解决。
    在俄国,私人关系倒是有用,沙皇权力可比荷兰的执政官和大议长大多了。但是俄国那边的那个女人太精明,脑袋相当清醒,私人关系换不来什么有利的东西。
    唯独法国。
    集权,很集权,国王权力极大。
    水平,很一般,国王不是雄主。
    这样的情况,私人关系就非常有用,也能换来非常有价值的利益交换。
    只是,使节团刚刚抵达巴黎,路易十五的面还没见到,已经得病也深知自己命不久矣的红衣主教和丞相弗勒里,就派了他提拔上来的法国财务总监、菲利贝尔·奥利,先来见了刘钰。
    之所以弗勒里要在路易十五见到刘钰之前,先派人来见刘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刘钰这次前往法国,和前往其余国家的身份不同。
    去荷兰、俄国,那都是以大顺朝廷的名义,是天佑殿、六政府授权的官方行为。
    来法国,则是以“天子私人特使”的身份来的,是要达成天子和法王之间的直接沟通的。
    说的更直白一点,去荷兰、俄国,刘钰是朝廷命官;来法国,更像是个天子身边的近侍太监。
    法国和大顺之间的外交往来,之前一直都是高层的、非朝廷而是王室层面的。从路易十四时代就已开始,来华的白晋是“国王首席数学家”的身份,而且是白晋先来、法国的“贡船”才去的。
    加之这一次谈的东西,过于机密,知道的人当然是越少越好。
    弗勒里知道路易十五的水平,也知道路易十五多半会和刘钰进行秘密谈判。
    即便重病在身,弗勒里还是把他一手提拔起来的财务总监菲利贝尔派来。
    用他的话来说,是因为“国王陛下喜欢战争,但却甚至不知道打仗需要后勤;国王陛下喜欢威望,但却不知道国库收入才是战争的基础;国王陛下喜欢功勋,但却不知道功勋背后的花销有多大”。
    老弗勒里知道自己一死,他谋求了三十年的法国和平、休养生息,是绝对不可能了。
    而国王懂个锤子的治国?
    根本不知道法国的财政问题有多严重,也根本不明白打仗是要花很多很多钱的。
    既是不可避免的走向,国王和刘钰之间的谈判,甚至可能都不会牵扯到钱的问题。
    多半只会如同一个看着地图幻想战争的孩子一般去谋求“超越曾祖父太阳王的荣耀”,而且可能连国家地图都不看,看的可能是地球仪……
    弗勒里便希望菲利贝尔能够在刘钰面见法王之前,谈点关于经济、技术、财政方面的问题。
    他上台的时候,法国被密西西比泡沫弄出来一个巨大天坑,1726年货币改革之后,弗勒里一直维系通货紧缩政策,希望把密西西比泡沫的大坑填上。
    连续两任财务总监,都是弗勒里提拔起来的,也都是贯彻着他的意志。以及贯彻着六十年前科尔贝尔制定的经济政策——国家投资,兴办经济,学习技术,招纳技工,国家管控,政府订单。
    弗勒里希望菲利贝尔,能够在刘钰见国王之前,达成一系列技术转让的合作。
    比如丝绸纺织业、棉布纺织业、造纸业等。
    虽然他也很希望能拿到大顺的瓷器制造业的技巧,但深知不可能,故而最大的希望也就是能够拿到纺织业和造纸业的技术。
    这种事,国王肯定是想不到的。
    国王只是自认为自己是个天才的战略家,根本不在意这些经济贸易上的小事。
    因为太了解,所以知道不可能,也所以只能在刘钰面见法王之前,先把这几件“小事”定下来。
    科尔贝尔的政策,延续至今,放在造纸业上,路线也很明确:从大顺招揽技术工人,法国国库投资兴办造纸业工厂,在确保可以生产之后提高关税保护本土造纸业,通过贵族、王室和政府订单确保造纸业蓬勃发展,可以满足内需之后开始对外出口换取金银货币。
    造纸业和纺织业,这是弗勒里临死之前,定下的发展计划。
    争取在五年到十年之内,依靠大顺这边的棉纺和丝织技术,使得法国成为欧洲技术最好的棉纺和丝织中心;依靠大顺这边的造纸业技术,让法国再也不需要进口英国的纸张,甚至要在满足本国需求之后对外销售。
    除了这些技术性的问题外,弗勒里在死前,还想要了解一下“中国式的发展模式”,尤其是中国古代对手工业的控制、促进和税收状况。看看是否可以“它山之石可以攻玉”。
    法国和英国、荷兰,在经济上走的不是同一条路。
    科尔贝尔的一系列政策,延续至今,若以大顺这边的人看来,自是觉得颇为熟悉,至少比英国、荷兰那一套,要熟悉的多。
    比如此时的财务总监菲利贝尔,极力促成的“法直道”建设——以巴黎为中心,修筑四通八达的道路,每个法国非特权阶层,每年都要为修路服役两周,征发劳役。
    比如此时他极力促成的“运河计划”。征发民夫,修建运河,连续挖通了圣昆廷运河,连接了几条大河,提升了基建和运输水平。
    这些运河和公路网,以及修建这些公路网和运河的测绘准备,是法革时代精确的卡西尼地图的基础,没有这个时代打下的公路基建,也就没有那份精确的卡西尼地图。
    在《双雄记》里,大仲马写道“桌子上摊着一张卡西尼的地图,这上面连最小的崎岖小道都能找到”。
    于是法国公众“看到”他们的国家,并且从国家意识的最早地图显现中认同他们的国家、找到他们的家园、生活的村庄、城镇,明白自己生活的地方叫做法国。
    地图上的每一寸土地界定为法兰西,将人民和土地绑定在一起,不是向一位君主效忠,而是忠诚于一个非人格的、想象的国家共同体,它叫作法兰西。这是后来义务教育课堂墙上多半挂地图的起源。
    又比如法国一直颇为重要的“官营手工业”,当然在法国这边,叫“王家手工工场”,都是由王室专营,工匠虽然不是匠籍,但法国官营手工业的比例一直很高,和英荷那一套完全不一样。
    从纯粹的欧洲中心论,或者西方中心论的角度,世界的近代史、现代史,似乎是英荷与法兰西争霸的延续:英荷模式,自由贸易,vs,科尔贝尔国营工业主义、法革、卢梭人民主权论、巴黎公社、俄国革命、计划经济……只是对抗者的正统不断东移。
    从历史神学的角度,世界的近代史、现代史,似乎是正常的、普遍的发展模式,vs,昂撒人意外的、不正常的、突变路线。正常的、普遍的发展模式,最终走向的,似乎都应该是明清这种封建帝制的巅峰,但昂撒人突变了。
    这都是错误的想法。然而正确的史观,此时还未诞生。
    于是弗勒里从那些启蒙学者和传教士描绘的虚幻的中国图景中,似乎看到了一条不一样的、适用于法国的道路,而且和科尔贝尔的体系是如此相近的道路。
    尤其是大顺这边对王安石变法,并非是全面的否定。而大顺武德宫以及内部的三舍法等一系列名目,更是让法国派去中国的传教士,不得不去了解一下王安石的生平,然后用他们的思维方式得出了王安石和科尔贝尔有些相似的结论。
    但正如后世《宣言》中的批判和讽刺一样,“在这种著作从法国搬到德国的时候,法国的物质基础却没有同时搬过去。在德国的条件下,法国的文献完全失去了直接实践的意义,而只具有纯粹文献的形式”。
    说实在的,连大顺,大明,都没法复刻宋时的制度,因为物质基础不一样了,官营经济的持续下降、宋代官营垄断和全方位商税和贸易垄断体系,也根本没法学。
    大顺、大明都没法学,况于法国。
    最基本的劳役制度、匠籍、买扑、官营手工业比例、贸易控制、官僚比例这些,都完全不同,只能是“完全失去了直接实践的意义,而只具有纯粹文献的形式”。甚至连大顺自己,对着古书,也是如此,根本没法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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