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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五九章 启蒙工具人(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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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走到了这里,抄作业已经没法抄了,只能摸着石头过河,找出一条属于大顺自己的路。
    康不怠的想法是好的,走到这一步,既然已经没法以史为鉴了,那就他山之石以攻玉。
    但第一步就没法“攻”。
    整件事的难点,在于事发之前的启蒙,而不在于事发之后的制度。
    换言之,欧洲现在需要的是描绘一个理想国;而大顺这边则是怎么走到“三代之治”。
    一直以来,大顺这边有“西学东渐”,欧洲那边其实也有“东学西渐”。
    法国那边能搞出轰轰烈烈的大事,某种程度上、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还真得感谢大顺大明、感谢中国。
    可大顺这边不行,没办法学那些启蒙学者,搞出一个“中国这样的理想国”的工具人,只能往“三代之治”的方向挖。
    难点就在于怎么挖?怎么破题?
    正如康不怠所说,天朝数千年的骄傲,心态上不允许世界上有比天朝更完美的国家,除非烂到真的谁也比不过了。
    可以有理想国,但这个理想国只能从历史里挖三代之治。
    反观欧洲,则可以用天朝做一个完美的、启蒙用的工具人。
    事实上,此时的欧洲人眼中,有两个完全不一样的中国的形象。
    而这两种形象,随时可以根据需求无缝切换——有点像是后世美国需要国会批钱的时候,就高呼威胁论;不要钱的时候,就高呼不堪一击崩溃指日可待。
    此时也完全一样,既可以是“静止的历史”、“文字是神灵时代的野蛮遗留”、“儿童一般的理解能力”、“傲慢地故步自封”。
    也可以变成“一心追求先进的科技”、“最完善的法律”、“最开放的心态”、“最谦卑的道德”、“最自由的宗教”。
    至于真相,没人在乎,中国只是一个“工具人”,在需要的时候合适的变身。
    哪怕是此时百夫长号战舰上认为是“野蛮的愚昧、人类孩童时代”的瓦尔特,影响他如此思考的维柯的本意,也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根本不在意中国,目的还是本国的启蒙,描述的中国只是作为一个工具。
    逻辑也很简单。
    时代要变化,过去的一切都是不好的,要启蒙人们推翻旧时代的一切。
    所以,静止的历史不好、滚滚向前才是好。
    要和旧时代的一切进行割裂,不能因为“传统”就裹足不前。
    否则就是“都有一个同样的虚骄讹见,认为自己比一切其他民族都较古老,早就已创造出人类舒适生活所必需的事物,而他们自己所回忆到的历史要一直追溯到世界本身的起源。他们认为自己所知道的一切就和世界一样古老”……的野蛮人。
    不想逗留在“野蛮的神灵时代、延续人类的童年期”,那就向前走,不要认为已经创造出了人类舒适生活所必需的一切事物,要勇于尝试新事物。
    这还算是有点逻辑,说得通。
    而到了伏尔泰这边,更是连逻辑都不需要。
    甚至很多前后矛盾、驴唇不对马嘴的对中国的描绘。
    只要达成目的,描述的是否是真相,并不重要。
    伏尔泰去过英国,当然见识到了英国那边的情况,深知“大地上完全没有自由,在英国有权有势的投机商和骗子占了统治地位”。
    但是,不重要。
    大部分法国人没去过英国,只是知道法国是绝对君主制,而英国是立宪君主制。
    所以,“地上完全没有自由,有权有势的投机商和骗子占了统治地位”的英国,在书中成了一个令人向往的国度。
    只要立了宪了,一切就都好了。
    放在对中国的介绍上,也是一样。
    历史上,法国巴黎流行占星术,封建迷信大行其道。
    伏尔泰为了扫荡街头的占星术士,把“科技决定论”的大旗立起来,是这样介绍中国的:
    中国两次被蛮族征服,是因为没有大炮。不注重科技。中国人虽然发明了火药,但却根本不会使用大炮。
    随后,法国鼓吹“上帝的意志解释可以解释世界”,伏尔泰为了与之对抗,搞出了“环境和文化决定了很多事,显然上帝的意志不能解释世界”。
    中国的形象又变成了这样:
    中国有大炮,还会使用大炮,满清没有大炮。但是,【没有大炮的满清打败了有大炮的汉人,这是很了不起的】。为什么呢?因为环境决定了民族的性格,北方的民族更加团结、善战,而不是像有些人说的,上帝的意志可以解释全部。
    按其所说,机械唯物的环境可以决定民族的性格。
    中国到底会不会用大炮?满清入关到底是因为“科技决定论”、还是因为“环境决定民族性格”?
    真相不重要,重要的是先开枪,后画靶子。
    大炮有还是没有,是一种叠加态,可以随时切换。
    为了证明“世袭不是理所当然的”,伏尔泰又把满清臆造为“民、主制度和自由的反抗者之典范”,称之为【这个被大明总督压迫的、首先拿起武器捍卫自己自由的民族,并不知道世袭的权利。所以我们看到,所有的民族在早期,都是选举首领进行战争,而世袭……】。
    这要是没看过中国史书的,还以为大明下属的龙虎将军反叛之前,举着三色旗,高呼free doom呢。
    但实际上整个论述的重点,是“而世袭……”这几个字后面的话。
    为了反对法国的教会统治,伏尔泰称赞雍正治下的满清,【只有古罗马人比得上】。
    为什么呢?因为雍正怒斥了传教士,遏制了僧侣们的野心和诡计。
    而伏尔泰,是反教会的。为此,可夸。
    总之,这种前后矛盾的话,比比皆是。
    前一秒还“中国根本不会使用大炮”、下一秒就是“有大炮的汉人打不过环境塑造出民族性格的满人”;前一秒还是“野蛮的鞑靼”、后一秒就是“只有古罗马人才比得上”。
    中国这个工具人,极其完美。
    比英国更远。
    普通人很难触碰到,无法揭穿真相。
    比英国富。
    人都有慕强慕富的心理,人家那么富,一定什么都是对的。
    比英国更不容易被法国人反感。
    法国和英国是世仇,法国人即便渴望启蒙,却如同后世吹日一般,中国人总会对吹日有天然的反感。
    比英国更神秘。
    普通人不知道那边到底是什么样,所以可以自己抡圆了夹杂私货,把自己幻想的最美好的制度,加上这个理想国上。
    最最关键的一点,中国这边也信“上帝”,而不是绿教、也非祆教等等烂七八糟的、欧洲人已知的宗教。
    至于是真的不知道“此上帝”非“彼上帝”、还是知道装作不知道、亦或是真的不知道,那就不得而知了。
    总之:【当其他民族还在偶像崇拜的时候,中国人便真正认识了上帝……历代王朝在诏书上,都会说:冥冥上苍、万民之父、赏罚公正……】
    比起用那些异端、异教的国家作为理想国,这个“认识了上帝”的中国,更适宜让老百姓认可。
    于是种种条件下,中国成为了西方启蒙运动骨干们最喜欢的理想国。
    不只是伏尔泰喜欢把中国当成工具人。
    同时代的狄德罗、霍尔巴赫、魁奈等人,也都很喜欢用这个近乎完美的“工具人”。
    真的、假的、理想化的、只言片语的、曲解的、穿凿附会的……串在了一起。
    瑞典人为了要监察制度,说唐帝国就有人民监察制度。
    伏尔泰为了要君主立宪,说明清就是君主立宪,皇帝没有能力干法律之外的事。
    重农学派的杜邦,出版的《重农主义,或最有利于人类的管理的自然体系》,直接将出版地写为“出版于北京紫禁城”。
    魁奈敦促路易十五学习中华天子,在春天扶犁行“演耕”之大礼。
    这倒可以理解,但转身就说“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是完美的自然法演绎,是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表率”,借此希望法国政府放开任何的经济管制,自由放任——无为而治,才能像中国一样富庶。
    后世看到“重农学派”这四个字,可能会像见到“诸子之农家”一样,望文生义,以为这是个种地的。
    但实际上,这个学派的核心思想是“只向农民征税,废除一切工商税,实行完全的放任自由”,目的是反对法国的一些经济管制。
    这倒不是外来的和尚好念经,而是旧的那一套确实已经走不通了,而新的那一套还未确立起来。
    和大顺这边一样,都处在一个破而不立的状态。
    大顺可以追述“三代之治”,其实欧洲也可以追述“地上天国”。二者单就理想化的意义上,并无区别。
    只是法国的启蒙学者们,已经认识到了,“地上天国”本身,就是封建压迫的帮凶,要毁灭旧的一切,就不能以复古的口号向前走。
    于是,在这个时刻,东西方,尤其是中国和法国,以一种诡异的方式走到了一条路上。
    热衷于描绘“理想国”的法国人,幻想着中国历代王朝都是“三代之治”,打着“三代之治理想国”旗帜,走向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
    破除旧思想旧风俗旧习惯旧道德,把压迫了千年“地上天国”的欺骗,砸的粉碎。
    砸烂圣母院,救出真上帝,上帝即自然,自然即理性。
    热衷于“以史为鉴”、“追述先贤”的东亚,没办法也不可能说天朝之外还有一个“理想国”。
    于是喊着“复古”、“古儒”、“打破程朱、始近孔孟”的口号,高举“三代之治理想国”的复古大旗,艰难地寻找一条往前走的路。
    只有先砸碎腐朽教士、地上天国的幻梦,才能真的建出来地上天国、山巅之城;只有先砸碎腐朽士大夫、三代之治的幻梦,才能真的复归三代之治、民本君末。
    法国人设想的“砸碎圣母院,救出真上帝”;与大顺这边古儒一派设想的“破一分程朱、近一分孔孟”,其本质并不太一样,但也差不多:圣母也好、程朱也罢,曾经是先进的,而现在成为旧时代苟延残喘的图腾和遮羞布。
    而大顺,就卡在“砸碎”这一步上了。
    当地上天国已经成为教士压迫腐朽的帮凶时,法国人可以引来外部的中国做工具人。
    可当三代之治已经成为腐朽教法化的儒教而非儒学的帮凶时,大顺这边作为天朝,在没烂到不可救药从全面自信到全面自卑的时候,不可能从外面找一个理想国,那又怎么先砸碎呢?
    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
    破而后立,方可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延其神魄。
    其实这条路,不管是“理想国”还是“三代之治”,古希腊先贤和先秦诸子们都已经尝试过一次。但生产力不达标,两千年前,两边几乎同时失败了。
    现在流传到欧洲启蒙者眼中的中国形象,只是先秦诸子的遗魂。却不是真实的、自宋而后的理学教法化后的封建专制的巅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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