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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一零章 找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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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京城那边的消息,回的很快。
    枢密院的命令很简单,许可。
    不过考虑到陆海军的协同,登陆作战之后的主将名义上是李欗,参谋将军是当初跟随刘钰征准噶尔就做参谋长的吴芳瑞。要求要先打打小滨城看看情况,如果三日之内能够攻克,后续可行;若不能克,只攻下小滨即可。
    与枢密院的简单命令相对的,是皇帝给李欗的一封家信。天子无家事,一封信不可能只是简单的家信。
    信很长,李欗看的心里美滋滋,津津有味。
    除了慰问了一下儿子在威海的生活之外,便是赞了一下李欗能够做出这样的决断。
    信上还追思了一下大顺开国的历程,只说崇祯五年,三十六营攻怀庆,而怀庆有前明之郑王,无人敢担“失陷藩王”之罪。是以从那之后,义军可以牵着前明军的鼻子走。
    如今的石见银山、僭洛阳之倭王,无一不是当初开国“攻藩王而调动敌军”的套路。
    皇帝赞许了李欗这几日读了一些兵法,深感欣慰。
    又说当日敌强我弱,或无心插柳;而今我强敌弱,仍用此计,上上之谋。
    看上去都是在夸李欗,实际上皇帝和枢密院这边也是话里有话。
    这件事如果能做成,看上去当真是不世之功。
    虽然那句话讲善战者无赫赫之功,真正的功劳在于情报、造舰、后勤准备和训练海军,但寻常人看不到,反倒是若能攻下倭人王城,这功劳是可以上后世小说的。
    所以这件大功,最好还是李欗去拿。
    前线的情况瞬息万变,枢密院和皇帝都认为优势很大,所以又希望登陆之后不要冒进,以免出事。
    所以前面先是“思厥先祖父披荆斩棘”的开国往事,又点了点“失陷藩王”之罪。
    如此,李欗若能胆大一些,跟着登陆,做参谋长的吴芳瑞就会更慎重一些。
    如果没有李欗,这群军官们立功心切,可能有五成把握就敢干,甚至可能三四成把握就敢干。
    现在李欗跟着,这群军官不说束手束脚,也要担心李欗出事,所以可能要七成甚至八成把握,才敢干。
    皇帝内心考虑过,吴芳瑞是刘钰带起来的,刘钰打仗在皇帝看来,常人看来有些冒进弄险。
    此时的参谋和之前的参谋,肯定不同,但皇帝也不免想到了历史上那个最适合当参谋、但当主将却一塌糊涂的马谡。
    虽亲自召见过,对答如流,但皇帝心里还是有点……主要是担心他跟着刘钰太久,打法过于冒进又未必真有刘钰的本事、好容易出来领兵又急于证明自己更是敢干票大的,所以把李欗扔过去,这便可以压一压那些军官的赌博心态。
    既可以让李欗借机在海军中赚取威望,又能压一压军中冒进的心态,可谓一举两得。
    李欗看到这,也是明白了。
    自己这一次肯定是要亲临前线了,皇帝不想让别人拿到这个惊天动地的功劳,否则不好处理。
    再往后看看,信上赞许了李欗、隐晦地告诉李欗应该上前线以收军心后,又捎带着提了一句。
    说海军诸将能够绝对服从朝廷指令,可见鹰娑伯治军之严,真有制之军也。诸将心有朝廷,可堪嘉奖。
    而海军又能在前线根据情况作出相应的改变,又先报枢密院,可见李欗明白了“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到底是何意,这其中的尺度把握的很好。
    皇帝远在京城,却也知道这种计谋可能是李欗想出来的,但递上去的详细的作战计划,绝对不是李欗搞出来的。
    所以这既是希望李欗能够用最快的速度在海军内建立威望。
    看过信之后的李欗,只觉浑身充满了干劲儿,就像是一头被主人摸了摸头的小狗。
    计议已定,威海这边也很快就忙碌起来。
    除了留下那艘笨重的战列舰和两艘巡航舰保证京畿海面的安全外,其余舰船都要在不久之后前往釜山前线,包括李欗自己。
    修船的工匠、损耗的木料、绳索、船帆等,都要在釜山的港口炮台大致修好之后,一并运抵。
    只不过皇帝以为,海军这边只是“临机决断”,实际上却是海军内部在推着朝廷做决定,只不过因为枢密院里有个一手把海军建起来、一眼看透了海军心思的刘钰,把这件事抹平遮掩了过去而已。
    实际上,枢密院的命令还没到威海,在外面的海军已经开始自发地位这件大事做准备了。
    要调往北海道的三艘军舰正在釜山做最后的修整,所有水手都在船上,弹药补齐完备,只要枢密院的命令一到,五分钟内即可扬帆。
    在北海道福山城驻扎的杜锋,也早在枢密院的命令到达威海之前,就开始了他骚扰倭国东北调动兵力的准备。
    集结了机动能力最强的陆战队,在支援他的三艘军舰抵达之前,先去攻打了一下仙台藩在靠北的一些町镇,随后直插弘前藩的弘前城。
    不到十万石石高的弘前城根本没有任何的抵抗能力,和弘前藩的藩兵小打了一场,以告诉日本的诸侯们,大顺军的野战能力很强,赶紧抓紧时间来海峡南边对峙,把兵力调动起来。
    弘前藩外的战场上,陆战队正在打扫战场。
    层叠的死尸之下,年还不到三十的弘前藩武士乳井建富正在人堆里装死。
    此时他还不叫那个稍微更出名一点的名字乳井贡,因为这个“贡”字,是他解决了耐寒稻在弘前推广、改革财政政策之后被藩主赐予的名字。
    这个名字,明治时代的日本小学生应该会很熟悉,他编写过《珠算初学》,百五十年后日本普及小学教育的时候,用的就是他在这个时代编写的课本。
    他并不是个胆小的人,只是刚刚的战斗,大顺军的野战炮和开花弹打的太准,弘前藩的武士根本没有反击的机会,甚至刚刚集结完成就被火炮轰散,看到这近乎绝望的战场,乳井建富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他要去亲眼看看大顺,看看大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能力,靠的到底是什么才变得如此强大到不可对抗。
    这不是一时的叛逆,而是一直以来存在他心头的疑惑。
    几年前,松前半岛的火山爆发,烟尘遮天,随后便是一场洪水,饥馑遍地,饿殍遍野。
    那时候还在学朱子学的乳井建富,第一次对朱子学产生了怀疑。
    治民之前,先修己身。
    而乳井建富看着遍地的饥民,心里疑惑道:“如若等待身修,则目前之饥民如何是好?”
    圣人之学,能否解决百姓吃饭的问题?能否解决水稻很难在弘前种植的难题?
    后来拜访老农,发现老农用浑浊的、富含火山灰的浊水浇灌土地,他若有所悟。
    认为人身如水,修身之后,若如清水。而清水,只有在人喝的时候,才有用。
    而浊水,若不是为了喝,而是浇灌土地,浊水反倒比清水有用。
    既如此,这圣人之学,应立足于“用”,而非只是四书五经。
    四书五经,修身可用。
    稼穑工商,利民可用。
    圣人之学,在之“用”字。
    他自以为自己是“王阳明悟道”,去问了问朱子学大师,结果被人一顿臭骂;又去问了问古儒学的大师,结果也是被一顿臭骂。
    可能他悟出来的道理是对的,但这绝对不是儒家的道理,完全就是一个粗读了一点四书五经、没有领会儒家真正思想的年轻人,自已瞎琢磨的曲解圣人之言。
    功、利,沾上这两个字,就和儒家一点都不沾边了。
    就像是经,可以解出来不同的学派,但牛顿终其一生也不敢反对“三位一体”,以至于死后许多年才悄悄把他对三位一体的神学疑惑拿出来。
    乳井建富的想法,完全成了异教了,即便是号称要用实学的古儒一派,也在理论上痛斥乳井建富,根本就不是儒生。
    所以在大顺的陆战队突袭弘前城的战斗中,看着炮弹在他们头顶准确地爆炸,像是用了妖法一般,许多人惊呼有鬼,可乳井建富知道,这……只是一种学问。
    他知道,唐国是天朝,是真正的仁义之国,是儒学圣地。
    他想知道,天朝的儒学,是怎么解决修身和功利的矛盾的。
    既是解答自己的疑惑,也是为救日本寻找一条道路,在他看来,朱子学并不能解决怎么抵挡唐国大炮的难题,也不能解决水稻在这里减产的难题,更不能解决弘前藩财政困难的难题。
    或许,大顺军会刺死他;或许,他根本没有机会去见识见识;亦或许自己就算学成偷偷跑回,也会背一个背叛装死的名声。
    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相信自己的想法是对的。
    “夫常者,积变而显;变者,积微而通。故常亦变也,变亦为常,常变本非云两。”
    时代,始终在变化。
    不应该死板地去“在行为上效仿先王孔孟”,而是要把“孔孟先王的对治世的理想,作为追求的对象”。
    孔孟那时候的行为,是为了治世。
    但时代变了,即便孔孟复生,在这个时代,治世的理想不会变,但行为和做法一定和以前不一样。
    “贵已逝孔孟之所行,于国家无任何益处;贵已逝孔孟之所求,方为真士”。
    于是他选择了装死,在装死之前,用死去同伴的血,在撕下的白布上写了几个汉字。
    他要去解决自己的疑惑,将来救一救已经病入膏肓的日本,哪怕身背什么骂名。
    身着青衫的陆战队拿着刺刀补刀到他身前的时候,乳井建富猛然跃起,在大顺军开枪之前,展开了那条白布。
    “恨不为华夏人,心慕之,奈何锁国不能至。请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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