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师还是没有消息吗？”
    说话之人是一个四十来岁的中年人，身量中等，面相非凡，虽然端坐高堂之上，身上穿着的是二品文官的大红常服，但尊贵之余，脸上也是有明显的儒雅气息。
    这里是南京的兵部衙门，说话的人就是在侧堂的公厅问话，四周站着一排的蓝袍和绿袍官员，也有一些青袍的吏员侍奉左右。
    所有人都叉手侍立，显然坐中之人不光是高品官员，也是手握实权，令人不敢有丝毫的怠慢冒犯。
    问话之人，便是如今的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
    如果能了解到当时的军政情形，也就能明白为什么史可法的地位和身份有多么重要。
    整个南都除了地方官府外，也就是兵部拥有真正的实权。
    南京六部在行文之时俱需加南京，但礼工刑吏户诸部都无实权，尚书侍郎要么是年老官员在这里养老等退休，要么就是在京师的党派斗争中失势，被贬斥至此。
    由于东林党在天启年间的惨败，还有在崇祯年间的不得志，大量的东林官员，士绅，生员俱是在南京任职或生活，很多浙江和江南的生员，名士，也是在南京活动。
    在这里很容易扬名天下，成为士人仰慕的名士，就算是后生小辈也能通过结社等办法来替自己扬名。
    江南士风又有特别之处，就是容易抱团抗上，几百秀才生员抱成一团，地方府县正堂都毫无办法，甚至有结社生员驱走地方官员的记录。
    就算是部堂高官，对南京城中过万的生员名士也是需要以礼相待，哪怕是国公侯爵一类的勋贵，在京师无人可制，在南京这样的地方，考虑到家族名誉和实际的麻烦，对生员名士也是要以礼相待。
    各种原因相加，形成了两京独特且完全不同的政治风貌。
    在南京，士绅生员阶层的力量特别强大，大到能压制住太监和勋贵的地步。当然，原本在南京也没有形成太监和勋贵的阶层，真正的顶层勋贵和太监自然是在北京。
    正因如此，在南京以东林党和复社的力量最为强大，很多养老或是被迫至南京的官员多半是东林一脉，又或是和东林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哪怕并非东林，在南京和江南任官，也是需要和东林搞好关系，否则就算不会地位不稳，日常交际往来也会有诸多不便。
    哪怕是刘泽清这样敢在本乡本土屠城抢掠的军阀，连皇帝的诏旨也不放在眼里，到了南方之后，第一件事便是想要结好东林。
    东林的力量在朝，加上复社几社等大量东林外围的士子集社，在实际的权力上，地方的名望和控制力上，东林都是江南江北一带没有争议的霸主。
    而史可法，不光是掌实权的兵部尚书，也是此时此刻，东林和复社诸党不折不扣的领袖人物……
    ……
    已经是四月，天气都明显转暖了，特别是南京这样的地方，就长算在此时的气候也是和后世相差不多，只是没有城市热岛效应而已。冬天漫长，阴冷潮湿，春天和秋天就很短，几乎上恍然一瞬，到了四月，别的地方还是不冷不热的时候，南京已经相当炎热，就算是在这高大轩敞的公厅之中，人们也是闷的满头是汗，特别是在心情焦虑之时，人们头上的汗水都是不停的流淌而下，有些官员由于过于紧张，衣袍胸襟都明显被汗水濡湿了。
    “又有几个南逃而至的官员。”一个蓝袍官员俯身答道：“众口一词，闯逆已破京城，我皇上在景山殉国，太子和诸王俱下落不明。也有人说，太子和诸王都被闯逆所擒，消息尚不能确定。后闯逆率军往山海关，与总兵官吴三桂军交战，又有人说，吴军已经投降附逆，投降东虏，其后情形，就不太清楚了。”
    这个官员回话时，提起“东虏”时态度暧昧，含混不清，似乎在考虑自己的措词。
    因为南逃官员很多都可以确定京师陷落，皇帝殉国，但对李自成往山海关打吴三桂，还有传言吴三桂向清军借师剿贼之事，则是含糊不清，没有人能说的清楚。
    对清军入关剿贼之事，南方的大明官员心态就是相当的复杂。
    毕竟很多南逃之人，提起清兵时没有往年的仇恨和不屑，因为明清之间已经对峙交战几十年，清军虽多次入关抢掠，给大明北方造成了严重的损失，也使得明军屡战屡败之余对清军有深切的畏惧心理。
    但在很多自诩知道历史大势的文官眼里，清军也就是东虏是不成气候的。
    只要有山海关在，其就要绕道从密云等地入口，在草原上绕道行军没有稳固的城市和大片的农耕区域当后勤基地，其军队只能和北虏骑兵一样，迟早都会退兵。
    东虏兵马再强，只要不能在大明境内形成根基，那么迟早还是得退兵，因为没有稳固的后勤补给，也没有办法建立地方政权，孤兵深入，师老易疲，这也是清军多次入关，最多半年到一年左右必定会退走的根本原因所在。
    若要强攻山海关，凭清军的几万人的主力是根本不可能办到的事。
    既然如此，满清虽然给大明带来了巨大的创伤，但在文官们的眼中，此辈最多再折腾一二十年，待老辈人物故去后，就会和也先，达延汗，俺答汗身后的北虏一样，陷入内乱之后急剧的衰落下去。
    最少在此时此刻南明官员心里，借师助剿，其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此时的史可法当然不会知道此后的事，听到那个官员不太确定缺乏自信的禀报后，向来行事厚道的他也并没有责怪部属的想法，只是面色难看的挥了挥手，说道：“此类官员要先行甄别，先看管起来，不得叫他们在坊间随意说话，扰乱军心民意。”
    “是，部堂大人。”
    那个官员明显知道很多南逃官员已经随意在南京城或扬州，苏州一带安身，四处活动，并且京师惨变的消息已经流传甚广，但既然史可法这般说，他便只好躬身答应下来。
    “京师消失尚不能完全确定……”史可法犹豫片刻，终是说道：“我等预备多日，总不能无疾而终。四月七日，我在浦口誓师，率大军北上勤王！”
    “是，部堂大人。”
    四周的官员无不躬身答应，虽然众人可以完全确定，部份南逃官员所说的完全是事实，但既然史可法如此说，各人当然也不会反对。
    甚至有人心有明悟，知道眼前这位史部堂的用意。
    由于性格软弱，也缺乏驭下的手段，眼前这位史部堂虽然大权在手，行事却远谈不上有手腕机变。
    如此的大人物，驭下之道的欠缺就从各种事情的办理上看的出来。
    军员名额，各方镇将的响应，各卫的动作，还有南京等地地方官员的准备等等，这一两个月下来，根本没有多少人认真准备北伐之事。
    甚至可以这么说，由于崇祯皇帝这十七年来的种种施政举措，使人们对京师的安全和皇帝个人的安危根本不是太上心，甚至完全没有当一回事。
    就史可法本人来说，他恩师左光斗被魏阉所害，今上刚即位就诛除魏阉，然后一路重用提拔，崇祯帝本人对史可法是有大恩，但从史可法的表现来看，就算是从私恩角度，其实也并不算合格。
    就算是浦口誓师，其实钱粮兵马俱是不济，能上道的最多就是少量的京营兵和操江诸营的官兵，加起来不足万人。
    这么一点兵马，北上何济？誓师北上，多半也就是敷衍了事了。
    史可法内心着急烦忧，他其实是没有机变和急智的人，坐在眼下的这个位子上实在非他所能。
    而且不光是军政事务，同党的吕大器，张慎言，高弘图，姜曰广等人经常到他府邸密议会商，无非就是京师真的剧变，底下的事应当如何料理。
    如果皇上南下，一切不需多说，今上御权十七年，严威刚毅，行事果决，大臣们奏对时都是战战兢兢，惟恐出错。
    甚至连孙传庭那样性格刚直坚毅的大臣，在奏对时过于紧张，居然导致耳聋。
    只要皇帝南下，大局便没有什么好说的，东林党人中确实有奸邪，也有自诩清正的伪君子，但这个党毕竟是万历年间所建，当时士风颓废，官员毫无操守，东林党以关心国事以天下为已任的情怀建立，吸引的也多半是名声不错的清正廉洁性格刚直的大臣，操守总体上还在及格线以上。
    南明之事，败于东林，但这些人是因为党争和所谓大义，并非是人们误以为的一群。奸恶小人。
    崇祯若至，群臣只有效忠的份，不可能有什么异样心思。
    就算是太子和诸王至，天子所生的皇子，任何一个都是毫无争议的监国储君。
    可惜崇祯皇帝多半已经殉国，太子和诸王事前没有派到南京来，此时也多半陷落在京师里头了。
    这是最令史可法头疼之事，往下去的大局更是扑朔迷离，一旦确定有天崩地坼之事后，立监国，迎新君，再怎么梳理财政，编练兵马，是主动北伐还是被动防御，长江上游的荆襄一带尚有闯军一部份主力，左良玉对这部兵马也是无可奈何。
    大西军几乎占了四川全境，一旦出川也是极为难对付的对手。
    内部对拥立的争议，外部的各种麻烦，这些都令史可法心烦意乱，北上勤王的各种麻烦就已经令得史可法相当头疼了，想到日后之事，这位掌握实权的部堂阁下，更是心乱如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