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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峰被顾铭从房间推出来，看着爸妈那一脸的苦涩，不禁笑着说道：“爸、妈，顾小姐是上海滩大亨顾竹轩顾四爷的千斤，别看她生长在这样的家庭，可一点都不娇贵。”
    “对，没错，是不娇贵，比乡下村姑还粗鲁野蛮。”
    “爸，顾铭被搞成这个样子，都是我的错，是我叫她一直跟在身边，处处配合我，不过她可乖了，我说叫她干啥她就干啥，绝不会......。”
    “峰儿，我们是书香门第，你又是将门之后，怎么能干出这等有伤大雅的事来？难道你带她到这里，就为了叫这位大小姐满足你的......。”
    “爸、爸爸，您真是我的好爸爸，我是什么样的人，您和我妈不知道吗？现在日军侵我国土，东北沦陷、华北告急，上海正在展开淞沪抗战，我作为一名军人，怎么会干出这种狗血之事？我们是生死战友，是与敌浴血奋战好不容易才活下来的兄弟，您、您都想哪去了。”
    “老王，你这么说我儿子我很有想法，对任何事都要注重调查，单纯凭表象就给峰儿下这种不卫生的定义，我看你是欠缺对事物的分析，这种不负责任的态度，与这位顾小姐的粗鲁有什么两样？”
    文人说话就是不一样，逻辑性极强，在分析推理问题时，举例说明，把对一个人的不满通过举例灌输给另外的人，学者就是学者，不服行吗？
    就在王峰一家三口在门口大论其道时，房门打开，走出一位娇艳妩媚，穿着得体，面带文雅的美人，看着王峰父母深深的鞠了一躬，抱歉的说道：
    “叔叔阿姨，实在对不起，因为王峰救过我三次命，这次被带到南京接受审查，他一去好几个小时。我被审查完一直关在房间，没有王峰一点消息，我着急烦躁的实在控制不住，以打砸物件来威胁他们，告诉我王峰到底在哪。
    可他们就是不告诉我，还威胁我，要是再闹，就把我和王峰一样拉出去枪毙，我听到这话，以为他们已经枪毙了王峰，死的心思都有，可我不甘心，一定要等到准确的消息。
    我等到了，等到王峰突然出现在我的房间门口，当我看到王峰终于活着回来了，我激动、我疯狂，我忘乎所以的把一切都可以抛掷脑外，就想好好看看王峰。
    叔叔阿姨，我在最疯狂的时候说出最不礼貌的话，是我的人格缺失，是我的修养淡化，是我为了追求心爱的人豁出一切，是一个敢爱敢恨敢跟着一起同生共死的人，什么都可以放下，这就是我最粗野的表白。
    家庭、身份，修养、连同那些虚伪的遮丑布，都统统的见鬼，我就要对我所爱的人，用生命去爱的轰轰烈烈。这就是真实的顾家大小姐顾铭，也是一位抗日士兵的真爱。”
    顾铭口气和缓，虽然每一句话都铿锵有力，但她把口气、节奏，以及抑扬顿挫把控的恰到好处。
    既表述了自己对爱的追求，又直面描绘出自己为什么见到王峰会那么激动、粗野和疯狂，而那些在文人嘴里的虚伪，在她刚才的演义中，已经成为垃圾，被她丢在了臭水沟里。
    “叔叔阿姨，每当我和王锋认为我们到了最后生死关头，而又看不到一点生的希望，我和您们的儿子王峰，就会互相鼓励，他答应带我到新的世界婚礼殿堂，我随他在阴间做他新娘。
    就在我们乘坐霍克2运输机油料耗尽，就要坠毁的前一刻，我们两个被固定在飞机座椅上，在跟随一起飞行的兄弟祝福下，举行了一次即将踏入另一个世界的婚礼，以生命作证，我们相爱是真诚的。
    我们活了下来，一切在生命最后时刻的誓言，随着马上就要走上新的战场，我们抛弃了，但深深地扎在我们的心里，谁都不会再提这件事，因为国家需要、民族需要、民众需要。
    像我们这种为抗战敢于献身的人，美好留给未来，鲜血和生命只有在战场上才能绽放出刺眼的血花，这种鲜艳的血花，就是收割敌人头颅的前奏。”
    “好，顾小姐这番温文尔雅，但却给人一种吹响进攻号角的肺腑之言，说的流畅，就像血与生命在讴歌，唤醒那些还在麻木的灵魂，拿起枪勇敢的杀向战场。”
    虞凤敏十分赞赏的走前一步，紧紧拉着顾铭由于激动颤抖的手，爱抚的说道：
    “孩子，你受苦了，叔叔阿姨误会了你，我知道，你是在用生命和我的峰儿在战场上与日军浴血奋战，你这种温柔中爆发出来的粗鲁、狂野，是对敌人的宣战，是国家之幸、民族之幸。”
    “叔叔阿姨，顾铭刚才吓着您二老，我再次向您们道歉。”
    “好啦、小个子兵，马上准备跟我出发。”王峰对已经站在不远的罗刚、冯志远、董震喊道：“马上集合，向我们的父母敬礼——。”
    王峰立正转身，面对父母敬了一个非常标准的现代军礼，然后再次转身喊道：“以最快的速度赶往火车站，出发。”
    此时站在不远偷偷注视着王峰的苏曼雅，流着眼泪一直看着王峰带着四名特战队员离开，这才走出来，冲下楼跑到大门口，可王峰他们已经乘车离开，失去了踪影。
    。。。。。。
    国府军委会三人成员蒋总裁、参谋总长朱培德、军政部长何应钦针对淞沪抗战，如何击败日军不断向上海增兵的行动方案，进行高级别部署。
    朱总长说道：“总裁，日前我军已向京沪杭连续增兵，现在已达到七万之众，应对日军不足三万，应该没有问题。”
    “益之兄，淞沪抗战事出突然，仅第十九路军蒋光鼎部三万多人，张治中第五军一万余人，计五万有余，其余则为保安团、警察队、税警团，一万余人，这些临时纠集在一起的部队参与淞沪抗战，将一击即溃。所谓七万之众真正能扛枪御敌不足四万，与接近三万武器装备充足，作战能力以一敌十之日军作战，恐怕......。”
    “敬之兄，淞沪抗战来之民众和政府部队之抗战，七万之众兵员虽然不多，但其背后有强大后援，岂能惧怕日军之嚣张，而不敢应战？”
    “益之兄误会，我戎马战场几多年，岂是贪生怕死之辈？我的本意是日军抢占我东北为基地，不断向我大片国土渗透，日政府又不断从国内增兵，上海已成为东北之后的最大战场，如若我们不能集优势之兵力向京沪杭增援，恐在日军大批增兵之下，我方军力拮据而不抵。”
    何应钦所说不无道理，这位比朱培德小两岁的军中大佬，早年留学日本，第一次就读于日陆军军官学校，辛亥革命爆发后，毅然回国参加沪军。
    虽然几经与各地军阀厮杀，二次革命终归还是失败。
    他又返回日陆军士官学校，其中对所授课程颇为用心，也结识了几位日籍同学。
    1916年回国，被聘为贵州讲武学校校长，就任黔军参谋长。1924年应同学和幕僚邀请来到广州，被任命为大本营参议，黄埔军校总教官并且兼任最有战斗力的第一团团长。
    后又升为旅长、师长、军长，北伐结束任国民政府委员、浙江省主席，陆海空总参谋长，现在任军政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