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慢侯一开始也很感兴趣，以为那些思辨他也想不明白，对啊，明明乡下更容易谋生，粮价更低，吃的更保，却为什么还要留在城里呢，城里物价高，生活水平低，为何不回乡。
    这个问题不是归纳总结和推理思辨能得出答案的，因为总有人从农村进城，也总有人从城里返乡。直接去问他们，答案是千奇百怪。有的城市穷人觉得，留在农村没意思，城里有大戏台，有青楼，有酒肆，有各种各样的稀奇玩意，这是贪图花花世界的人。也有人觉得，城里更容易发财，在农村一辈子也就那样了，得出来闯一闯，搏个富贵，毕竟这是初期商业社会，各种进城发财的传说故事，不比海商的鬼怪传奇少。
    可这些一定不是主流，随着越来越多的答案出现，一个真实而不合逻辑的结论出现了：城市事实上比农村更容易谋生！
    城市工资比农村高一点，可是城市物价要更高，工资比物价，城市人的相对收入更低。调查也确定，城里人比农村人吃的食物更少，更寒酸。可在这种情况下，城里人竟然还能存下一点钱，而农村人反倒是更不愿意存钱，他们住在土豪的屯堡中，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过的十分稳定安逸，自然没有风险意识。城里的雇佣关系并不稳定，雇佣双方没有血缘关系，市面不好说解雇就解雇，因此城里人会存下一点钱防备。
    如果不是亲眼看到了，李慢侯也会觉得，人肯定会选择更安逸的生活，给自己的二舅、三叔当长工，就算偶尔窘困，借钱也容易。可是人口依然是往城市流动的，只要人不被束缚在土地上，他们就会往城市里集中，带来城市化，越自由的社会，城市化率就越高。几乎所有国家都是如此，城里社会分化最为严重，最底层的民众比农村更苦，但人口依然往城市里流动，形成大片贫民窟也不走。
    李慢侯有自己的猜测，虽然城里底层民众生活水平低，但有一些其他补益。城市贫民压缩自己的衣食开支到最低限度，却多多少少会有其他消费。有明确的证据显示，城市贫民身上的衣服比农村穷人更鲜艳，哪怕同样破烂；城市贫民每年看的戏，比农村穷人要多的多，都是免费的大戏；城市贫民的子弟还拥有比农村穷人子弟更多的读书机会，官府的乡学不可能覆盖所有人，只挑选最聪明的儿童免费入学，但还有一些富人开办的慈善学堂，机会要多一些。
    也许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但数以万计的做出的群体选择，必然受某种规律约束。
    最终落到实处，肯定还是因为城里的工作机会比农村更多，虽然不稳定，全日制的工作也有可能失业，但即便是打零工，城市居民每年工作的时间，也比农村短工只在农忙时干活的时间长。因此平均下来，城里的收益更多。
    不知道是不是受到的批评太多了，李慢侯也受到了影响，他也开始反思这种绝对的自由竞争的利弊。利大于弊是肯定的，那么弊端能不能有效避免？现代社会的做法是福利制度，虽然东藩府的财政收入已经极其丰厚，但肯定还比不上现代社会，因此不可能推行覆盖全面的福利制度。那样的福利制度，连西方发达国家都扛不住，更何况宋代时候的一个重商藩镇呢。
    要不要济贫？
    李慢侯开始考虑这个问题，济贫是不是政府改作的事情？
    现代福利制度，一定程度上是贫民运动博弈的结果，而不是社会精英的良善驱动。精英的良善行为那叫慈善，不是福利。福利是征服提供的一项服务，通过转移税收的方式，对弱势群体进行津贴。
    从经济上来讲，这违反逆优胜劣汰原则，是低效的。无数经济学家反对这种经济策略，比如他们认为设置最低工资标准，会使雇主转向雇佣更少人的经营模式，会带来工作计划的减少，更不利于穷人。福利政策，只会造就烂汉，只对最有优势的群体有利。他们通过福利政策，让穷人失去了上进心，让社会阶层固化。穷人开始苟且，富人地位加强。
    英国有很多贵族学校，富人花费大价钱将孩子送进去，接受严格的教育。而普通公立学校，却推崇素质教育，学生贪玩，随性，缺乏自律。贵族学校的孩子毕业之后，进入了牛津剑桥深造，穷人的孩子毕业之后进入了工厂做工，接受福利，衣食无忧。
    面对这种私人贵族学校垄断大学学位的情况，英国政府试图改善，所有人都以为，贵族学校的学生更容易考入一流名校，是师资力量更强。于是政府拨款，提高了公立学校的师资力量，让平民学习的老师水平跟贵族学校相当。可最后发现公立学校的学生，依然考不过贵族私立学校。教育家进行深入调查，发现两种学校最大的差别，不是师资和硬件，而是学习文化。即便有了好老师，可平民公立学校的学生依然不好学，谁好好学习，还会被嘲笑和排挤。而学生的蓝领阶层父母，也并不在乎孩子的学习成绩，反正他们毕了业也有福利保护。
    于是得出这样一个恐怖的结论，富人已经通过福利政策，买断了穷人上进的通道。
    面对这种情况，李慢侯产生了两难，其实济贫很容易，掏钱就行了。每年掏出多少钱，公示出来，他能获得名望，能改变形象。可是财政这样花出去了，能真的起作用吗？他可以增加税收，或者从其他项目上缩减开支，然后给每个穷人发馒头，甚至逢年过节的时候，给每个穷人分一点肉吃。
    但这样真的能改变他们的穷困状态吗？
    这是假的济贫，是为了博取名声的手段，有钱人花钱买名声是他们的自由，但政府将公共资源这样浪费掉，并不合理。虽然李慢侯知道，总有一天中国人也会走这一步，但不是现在。现在他不需要担心不济贫，社会就会崩溃，穷人有怨气就能推翻政府的统治。
    但他还是要济贫，只是方法不同，他要真的济贫，这是一个吃力不讨好的事情，李慢侯决定强迫所有穷人送孩子读书。
    他是一个很重视教育的人，从他拥有治权开始，最先恢复的除了军事外，就是教育。乡学、县学、府学三级体系，被他当做小学、中学、大学来推行。乡学进行开蒙，识字即可。县学进行逻辑培养，接触数学、几何学习，府学开始进行更高级的地理学、天文学以及大量通识教育，包括学习孔孟这样的传统学问。最高级的山东府学，则是兼容包并，在已经培养出传统世界观的基础上，开始用中国式的思维，对其他文明进行解析，借助其他文明的思维方式反向解析中国文明。
    李慢侯觉得，真正的济贫，是彻底改善穷人上进的渠道，给他们开辟一条上晋通道，比给他们一只鸡重要的多。可人在穷的时候，渴望的往往不是知识，而是面包。
    所以他打算通过改变教育的方式断穷人的穷根，却不一定能得到穷人的欢喜。好在他现在处在不需要取悦民众的地位，他不是现代政客，而是古代亲王。
    于是从绍兴十八年开始，李慢侯开始推行普及教育。以前每年支出的教育经费是三千万贯，占了三分之一的财政支出，却只能满足十分之一适龄儿童入学。为了让穷人子弟得到平等的机会，学校是免学费的，而且提供饮食。但依然有不负责任的家长，将他们那通过严格考核的聪明孩子从学校里带走，只为了他们从七八岁之后有用的一丁点可怜的劳动力。
    现在要强制了，所有穷人子弟都要求入学，至少学完五年的乡学开蒙课程。至于能不能完成开蒙，读书识字，看个人的造化吧。能给与一个机会，已经超越了时代。
    为此李慢侯需要将财政增加一半，光是向教育机构就要投入四五千万贯资金。
    他可以让学校承担一部分压力，一个先生必须带更多的学生，之前的标准是三十个，现在增加到六十个。孔子还有七十二门徒呢，六十个学生可能无法全部兼顾，平均质量下降，但数量会增加。这样可以压缩更大师资支出，将效率提高一倍。可是开支依然会很庞大，因为提供给学生饮食，是一笔很大的开支，因为数量实在是太巨大了。
    这些年，随着土豆、玉米等高产作物引入，能养活的人口更多，只要能养得起，中国人就倾向于多生，尽可能多生。所以每次大乱之后，中国人的数量往往可以在一代人之内恢复起来。李慢侯最初割据山东的时候，整个北方不超过一千万人，可如今光是山东一地，就已经拥有了一千万人，河北东路人口三百万，燕云地区也恢复到了两百万人口。两广没有遭受战乱，如今加起来有五百万人了。许多孩子都是在这十年间生育的，人口结构很年轻，一方面是劳动力充足，另一方面是适龄儿童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