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知道，相比于唐代散文仅仅是韩、柳及其弟子的个体实践，宋代散文在欧、苏等人的大力提倡与推广之下，得以形成强大的占统治地位的风格流派。
    因为宋代散文，大家可以看到，无论是内容、形式、语言、风格，都较唐文有比较新的开拓。
    细数一下宋代三百年间，不仅散文作品数量惊人，而且名家辈出，成就极高，对后来的明清散文更是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
    总之，宋代散文大家的作品，各具面目，丰富多彩。
    像是大苏文章汪洋恣肆，雄辩奔放；欧文平淡冲和，醇雅厚重；曾巩严谨平实，细密峻洁。
    而且南宋文风承袭欧苏，进一步向说理和思辩的方向发展。
    如陆游、文天祥、谢翱等爱国志士的文字，豪气千云，挥洒自如，都大有可观之处。
    论之以哲学，宋代“性理”之学蔚然大观。
    在沉寂了多年之后，中国哲学在宋代又出现了新的发展高峰。
    北宋有王安石的新学(或称王学)，周敦颐的濂学，张载关学，二程(程颐、程颢)的洛学，南宋有朱熹道学，陆九渊的心学，吕祖谦的浙东学派等等。
    可以看到，宋文化的蓬勃发展，使宋朝完成了“儒学复兴”。
    宋人对两汉经学和盛唐佛学推陈出新，粲然形成了一种崭新的、以儒学精义为根本的、兼收佛老及诸子学说的“新儒学”(理学)体系。
    在这股文化大潮下，宗教进一步世俗化，儒释道三教相互交融，共同发展。
    “程朱理学”的出现，除了哲学上的意义外，还体现出当时的有识之士对宋朝因经济高速发展而带来的一系列道德问题的反思与叩问，体现了宋人希图建立一种新的道德体系来维系社会的正常运转所作的努力。
    虽然后世将程朱理学不恰当的发展成国人的思想桎梏，但作为中国古代思想发展史上的一个高峰，其地位和作用是不容抹杀的。
    论之以音乐，自宋代起，中国音乐开始大踏步走向民间。
    以曲子词、说唱、戏曲为代表的新兴音乐体裁在世俗化的大潮下，将中国音乐的艺术水准推进到一个崭新的高度。
    除了伟大的宋词外，宋代对音乐的另一个伟大的贡献是促使戏曲艺术得到重大发展并推向成熟。
    北宋的“杂剧”，南宋的”南戏”，为后来的元杂剧的繁盛奠下了坚实的基础。
    所以，在音乐理论研究领域，宋代也是一个特别有建树的历史单元。
    中国第一部具有音乐百科全书性质的巨制《乐书》(共200卷)、第一部有关古琴史的专著(琴史》等，都出现于宋朝。
    论之以曲艺，宋代是中国古代曲艺发展的极盛时期。
    曲艺发展到两宋时期，不仅枝繁叶茂，而且更加绵展延伸，与其他表演艺术交错连理，生长成一片片郁郁葱葱的茂密森林，进入了空前兴旺发达的繁盛期。
    宋代曲艺演出形式之杂、场地之多、节目之盛，令人目不暇接。
    比如北宋崇宁、大观年间，仅在京城之内就有东瓦、西瓦、中瓦等17处，城外还有各种瓦子、勾栏50多处，有些瓦子可同时容纳数千人—起观看演出。
    “说话”(后世的话本、评话、评书)、鼓子词等也均论之以瓷艺，宋代是中国传统瓷艺达到最高美学境界的时代，是“玉的精神”大兴于宋世。
    与类玉的品质体现的最为深刻的时代。
    官、哥、汝、定、钧五大名窑所取得的卓越成就，使中国在人类制瓷史上登峰造极。
    宋代瓷器冰肌玉骨般的素雅、沉静的品质，成为后世瓷业执着追摹的审美风格。
    “宋瓷”，几乎成为“玉”义的转换。
    同时宋代也是名窑名品辈出、官场民窑相竞的时代。
    耀州窑的青瓷，磁州窑的黑白釉瓷，建窑的天目釉瓷等，虽属民窑出品，但工艺之精，造型之美，令人叹为观止。
    其余风流韵，远播后世。
    南宋时，窑业良工随之南下，一部分窑工居景德镇仿制定瓷，胎骨釉色纯白如粉，称作“粉定”。
    湖田窑胎骨多以“半刀泥”刻纹，覆以透明青白釉，被称为“影青”。
    青白瓷的出现体现了白瓷领域卓越的类玉追求，它不仅使素器“白如玉”，同时也把这种釉色品质广泛地带入后来的彩绘瓷器中。
    此外，宋代的建筑艺术也极尽工巧之能事，像是宋徽宗所营造的艮岳(万岁山)，比之阿房宫、圆明园有过之而无不及。
    宋代的史学更是粲然大观，除了煌煌巨著《资治通鉴》外，方志学、金石学等也蔚然兴起，史家辈出，史论新颖，著作宏富，达到了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的顶峰。
    包括茶文化也在宋代登峰造极，宋徽宗甚至在《大观茶论》中以20篇文章不厌其烦地介绍茶文化，体现了中国古代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完美结合。
    此外，雕塑(含玉雕、竹雕、木雕、石雕等)工艺、染织工艺、家具工艺、刺绣工艺、漆器工艺、笔墨纸砚制作工艺等均在宋代臻于化境，鉴赏(收藏)文化也在宋代文人的提倡下蔚然成风，宋代文化的繁荣程度令后世高山仰止、目眩神迷！
    大家可能要问，是什么让“华夏文化造极于赵宋之世”？
    还是那句话，宋代崇尚文治、优礼文人与”不杀士大夫与上书言事之人”等一系列政策是主因。
    因为宋代的确是文人的“乐园”，这是后世难以企及的。
    而这起源于便是大家都知道的隋唐时期诞生的科举制，只不过这一政策，是一直到宋代才真正的向所有文人(特别是底层文人)开放。
    这一时期，只要你文章合格，就不分门第、乡里，都予录取。
    宋太宗时，一科进士可取三、四百人，诸科可达七、八百人。
    考试得中即按等第派作大小不同的官。
    对屡试不中的，还可特恩，赐“本科”出身。
    真宗后，取士越来越宽，按考生比例十分之一加以录取，社会各式人等，连和尚、道士在内都可应试。
    1000年，真宗下诏说：“去岁天下举人数逾万人，谬滥居多”。但这年真宗亲试举人，仍取进土、诸科1800多人。
    仁宗时“试进士诸科，十取其二”，共取进士4000多人，诸科5000多人。
    据不完全统计，仅北宋一代就开科69次，进士和诸科共取士约61000余人。
    由此形成了庞大的士大夫阶层和文人阶层。
    而且宋代官员待遇优厚，只要无大错，3年即可迁转一次，如此又形成了庞大的“中产阶级”阶层。
    在宽松自由的文化空气下，在士大夫阶层身体力行的倡导下，宋代文化迈上了空前繁荣的高峰。
    大部分学者认为，在新中国成立以前，中国文化曾经出现过三次发展高峰，即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两宋时期的文化复兴和五四运动后的新文化运动。
    以两宋文化的卓越成就而论，可见这洵非虚誉!
    乃至于有日本学者捋薮内清在《中国科学文明》一书中说：
    “北宋时代是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时代，在这个文化发达的潮流中，有许多惊人的成就。甚至有人认为，北宋时代可以和欧洲的文艺复兴时期以至近代相比。”
    以及法国著名汉学家谢和耐说的更直接的表示：“在艺术、娱乐、制度、工艺技术诸多领域，宋朝无疑是当时最先进的国家。她具有一切理由把世界上的其他地方仅仅看作蛮夷之邦!”
    “中国的科技发展到宋朝，已呈巅峰状态，在许多方面实际上已经超过了18世纪中叶工业革命前的英国或欧洲的水平。”——李约瑟(英)
    在科技史研究领域，英国剑桥大学教授李约瑟堪称绝对的权威。这位几乎以毕生精力投入中国科技史研究的学者，从来不吝惜对宋朝的赞美：“谈到11世纪的中国，我们犹如来到了最伟大的时期。”
    “每当人们研究中国文献中科学史或技术史的任何特定问题时，总会发现宋代是主要关键所在。不管在应用科学方面或在纯粹科学方面都是如此。”
    的确，宋代是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的高潮时期。
    正如历史学家黄仁宇教授(美国密歇根大学历史系博士、《万历十五年》的作者)在《中国大历史》中所说的那样：“公元960年宋代兴起，中国好像进入了现代，一种物质文化由此展开。火药之发明，火焰器之使用，航海用之指南针，天文时钟，鼓风炉，水力纺织机，船只使用不漏水仓壁等，都于宋代出现。”
    四大发明有三大发明肇兴于宋。
    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的四大杰出成就：造纸术、印刷术、指南针、火药，被称为中国的“四大发明”。
    而这四大发明中，有三大发明(活字印刷术、指南针、火药)肇兴于宋世。
    指南针在北宋已普遍使用于航海。
    北宋建都东京，依靠东南漕运，造船业发达。
    宋太祖时，各州岁造运船3000多艘。
    官营作坊制造战船、漕船、使船、龙船，民营作坊制造民用商船、游船等。
    内河航运的船舶，最大的叫“万石船”，远涉重洋的民用海船，称为“客舟”，船上设备包括抛泊、驾驶、起碇、转帆和测深等，相当先进。
    朝廷用的海船，称为“神舟”，其长阔高大、什物器用人数，都相当于“客舟”的3倍以上。
    造船业的发达和远洋航行的需要，促使远洋航行技术不断进步，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指南针的应用。
    像是沈括《梦溪笔谈》中就记载了罗盘仪构造的基本原理(人工造磁法以及磁针的装置法：水浮、指爪、碗唇、缕悬)，经不断改进，直至制成非常精确的指南针。
    在试验中，宋人还首次发现了“磁偏角”现象(“常微偏东，不全南也”)，这一重大发现比哥伦布横渡大西洋时发现磁偏角要早400年左右，可见宋人之聪明。
    还有北宋人在《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中记载，舟师在航行中，晴好天气则夜观星，昼观日；阴晦天则看指南针。
    指南针广泛应用于航海，对发展海上交通，推动世界各国之间的来往交流，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到南宋时，大的海船可载重数万石，深阔各几十丈，比北宋的船要大好几倍(，要知道就是后面明朝的郑和宝船也不过如此吧)。
    周去非《岭外代答》说，渡南海航行的海船，舵长数丈，一船载几百人，积一年粮食，
    还能在船上养猪和酿酒，如此巨大的船舶在当时也只有中国能够制造。
    远洋船舶，行经南海、波斯湾甚至更远的地区，继续使用指南针导航。
    吴自牧《梦梁录》记载，船只进入大洋，“风雨晦暝时，惟凭针盘而行，乃火长(领航员)掌之，毫厘不敢差误。”
    南宋时的海船已普遍装上精确的罗盘针来导航，赵汝适在《诸蕃志》中描述说：“渺茫无际，天水一色。舟舶往来，惟以指南针为则，昼夜守视唯谨，毫厘之差，生死系矣!”
    指南针的发明和应用，使宋朝的航海业遥遥领先于整个世界!
    宋朝所拥有的世界上最庞大的舰队和商船队，频繁远航于阿拉伯、印度、东南亚、日本、朝鲜以至东非等广大地区，中华民族的先进文化和先进技术也随之远播于世界各地。
    而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在世界文化史上更是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需要说明，唐、五代开始应用的雕版印刷术，到北宋才有了普遍的发展，被广泛的用来刻印书籍。
    国子监印的书，后世称为”监本”。
    各地官府也刻印书籍，书院、私塾也印书。
    民营的书坊、书肆、书籍铺遍布各地，刻书、卖书成为世业。
    而民营书坊刻的书，后世称为坊本。
    北宋初，成都刻《大藏经》13万板，国子监刻经史十多万板，当时印刷业规模之大可见一斑。
    东京、杭州、蜀中、福建是北宋印刷业的中心。
    时人评木版书“杭州第一，蜀本次之，福建最下。”
    这也是相对而言的，由于宋刻本制作精良、校对严谨，印工精美，今日已成“善本”中的珍品，许多宋刻本都堪称无价之宝。
    雕版印刷虽然发展迅速，但却费时费工。
    太祖开宝年间，开始在益州雕版印刷《大藏经》，至太宗时始成，耗时达12年之久。
    文化的空前繁荣和文化传播的需要迫切需、要印刷业进行改革创新，活字印刷术应运而生。
    《梦溪笔谈》记载，仁宗庆历中，布衣(平民)毕升发明了活字板，即以胶泥刻字，每字一印，用火烧硬。
    先设一块铁板，板上敷药(松脂、蜡、纸灰等合成)。
    印刷时，把铁框放在铁板上，在框内排列胶泥活字，制成一版，再以火烤，使药熔化，用另一平板压平，使字面平整，冷却后即可印书。
    这一从中国古代印章中汲取智慧的重大发明极大的提高了印刷业的效率，正如(梦溪笔谈)中所说：“若印数十百千本，则极为神速。”
    随之，木活字、铜活字等不断涌现，并直启现代的铅印之术。
    的确，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使得宋代印刷出版业空前繁荣，极大地加速了文化的传播与交流，推动了中华文化乃至世界文化的飞速扩张，其影响之深远难以估量。
    而火药火器的制造技术在宋代更是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起源于道士炼丹的火药，虽然在中唐已见诸记载，但其广泛使用却在宋代。
    为了抵抗辽、西夏、金的军事威胁，北宋时已开始利用火药制造燃烧性的火器，随后又逐步研制出爆炸性的火器。
    宋初，兵部令史冯继升等进火箭法。
    灭南唐时，宋军已开始使用火炮、火箭。
    与后世统治者将火器等视为“奇技淫巧”不同，宋代统治者对火药和火器颇感兴趣。
    宋真宗时，神卫水军队长唐福和冀州团练使石普先后在宫中演示火箭、火球、火蒺藜等新式火器，受到真宗嘉奖。
    从此火器成为宋军的必备装备。
    北宋政府在东京建立了火药作坊(属广备攻城作)，专门制造火药和火器，“日出弩火药箭七千支，弓火药箭一万支，蒺藜炮三千支，皮火炮二万支。”
    1044年，曾公亮著《武经总要》，记载了制造火药的三个详细配方和多种火药武器的制法，并配有插图，是世界上最早的热兵器制作工艺书。
    《武经总要》记载，火箭是“施火药于箭首”，火球(引火球、蒺藜火球、霹雳火球)、火鹞(铁嘴火鹞、竹火鹞)、烟球(烟球、毒烟球)是点燃后炮放。
    火炮用于攻城，蒺藜火球用于攻杀骑兵，毒烟球堪称最早的“生化武器”。
    元丰七年(1084年)二月，从汴京一次调拨煦州、河州驻军的火器，就有神臂弓火箭10万支，火药弓箭2万支；火药火球箭2000支，火弹2000枚之多。
    南宋时，在与金人的作战中，火器制造工艺进一步发展。
    南宋中晚期出现的突火枪，成为近现代管形火器的先驱。
    突火枪以巨竹为枪筒，子窠用铁块等制成，利用火药的爆破力，将子窠推射出去。
    这是经过一个多世纪探索后，人类第一次用化学能发射弹丸的伟大创造，为进一步发明金属管形射击火器铺平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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