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敬伦对曾国藩很不放心，他不知道曾国藩在洋人的教堂里学到了什么，他也不知道曾国藩打算怎么干，但他很确信，曾国藩想在大明立道，或者大明只是他的起点。

    但是跟曾国藩已经约定，一人出钱，一人出工，朱敬伦突然反悔，丢人倒不算什么，问题上他知道曾国藩一定会走下去，而且谁都无法阻止，除非朱敬伦杀了他。

    杀曾国藩朱敬伦还做不到，他能做到的，只是让人紧密盯着曾国藩。

    曾国藩这次来大明，名义上是来宦游的，他依然是清朝的大臣，事实上谁都知道，他就是一个俘虏，只是大明没有将他当作一个囚徒，可整个大明就是他的监狱，对一个真正的士大夫来说，如果不能建功立业，即便整个天下任他行走，那也不过是一个更大的监狱罢了。

    曾国藩来宦游，他只带来了一个仆人，以及，一头驴。

    第二天曾国藩就离开广州，骑着他那头驴，带着他的仆人，消失在了郊外。

    当夜他夜宿在一座小庙中，第二天他拜见了当地一个大儒，然后带走了大儒的三个儿子，这三人是他的弟子了。

    他到了佛山，坐船南下，最后到了九龙港。

    他的弟子拿着他的手札，邀请了很多名儒，他们一起讲经书，谈学问。最后曾国藩邀请这些名儒跟他一起去洋人的教堂参观，他们看了洋人的许多仪式，看到一个个面露虔诚的中国信徒。

    曾国藩没多说什么，他说多办一所孔庙，就少一个教堂。

    当天这些当地名儒，就聚在一起立约，然后去孔庙焚表，曾国藩没去，他的名字也没有写在祭文上。

    很快他就离开了新安县，然后新安县开始大兴孔庙，一个个大儒一个个村子的去跑，跟当地的乡绅商议，乡绅捐地，动员百姓出工，然后名儒拿钱买材料，一座座孔庙在建立。

    曾国藩却没停下脚步，他依然一驴一仆，或者骑驴，或者坐船，到了临近的东莞县。

    同样的方法，同样的言辞，东莞的儒生同样的认同，他们立约，焚表，然后建孔庙。

    之后他又去过江到了香山。

    “他没有签下自己的名字？”

    朱敬伦始终派人跟着曾国藩，那家伙就一仆一驴上路，没人跟着万一被抢了，被杀了，就麻烦了。

    “没有，他不进孔庙。”

    手下汇报说。

    朱敬伦放心了不少，他联想到教堂，想到西方人用严密的宗教规矩约束人的思想，他还真的担心曾国藩会借此机会将儒教办成一个严密的宗教，也弄出一套严格的宗教规矩，儒家是有这种潜质的，比如一日三省吾身，完全可以弄成跟西方人忏悔那样的程序，找一个老夫子听信徒忏悔，那得形成多大的对民间的监视网啊。

    “他也不收弟子？”

    “收了几个跑腿的弟子，有很多人想拜他，他都不收的。”

    曾国藩大名鼎鼎，不止是在北方的清国内，在大明同样如此，十几年前他一篇讨粤匪檄，大声说出了要保护儒教的声音，从那时候起，他就已经成为儒教的卫道者了，所以在这个天下，只要恭敬孔子的人，都会认曾国藩，而凡是读书人，就没人敢说自己不认孔子的。

    可曾国藩不收弟子，那就不用担心他借此广收门徒，最后变成一个教主一样的人物。

    此时朱敬伦知道，他已经挡不住曾国藩了，自从跟曾国藩相约之后，他想反悔也来不及了，曾国藩一定会做下去，他没有犯法，朱敬伦给钱他就用，朱敬伦不给钱，他也能募捐，现在曾国藩去鼓励建庙的时候，花掉的钱已经越来越少了。

    当曾国藩走遍广州府十四县的时候，最后他想花钱，都已经花不出去了。

    但曾国藩始终没有做出让朱敬伦担忧的事情，他似乎真的打算有工出工，做一点事而已。

    尽管曾国藩的行为不可避免的形成了舆论的热议，追随者众多，响应者众多，但是他始终是孤身一人，不收门徒，不立教规，只是跟当地的儒士立下一份誓约，内容也无非是让光大儒道而已。

    可这个人本身的行为，宗教味道太浓了，他走遍广州十四县的时候，已经不用他去派人送名帖请名儒了，当地的儒生无不是翘首以盼，聚在一起等待曾国发。

    大家将跟曾国藩的会晤，看作是一种至高的荣誉。其实他们完全可以自己干的，但就是要等曾国藩来，跟他们见一面，听听曾国藩那种老夫子们讲了无数遍的大道理，然后欢快的跑到各个村子去督造孔庙。

    1868年，在这一年，曾国藩在潜藏大明乡间，平日里沉默的儒教的力量，彻底激发了。

    曾国藩身上的宗教味道也越发浓烈了，当他当年发出檄文的时候，开始带有卫道者味道，当他开始在广東立约的时候，他成了一个宣道者。

    这样的人身上是有宗教感召力的，他不收弟子，但有越来越多的人跟随他，跟在他的那头瘦驴身后，他走到哪里，那些人跟到哪里，他讲学的时候，那些人就听，他不讲的时候，那些人就等。

    年轻人有，中年人有，甚至连老人都有，有人跟着他走着走着，死在路上的也有。

    当曾国藩已经有当年孔子周游列国的一种味道的时候，朱敬伦更不能阻挡了，此时阻挡他，就是跟整个读书阶层为敌了。

    当然这时候他还是没看出曾国藩立道的坏处，只是惊叹于曾国藩的感召力而已。

    其实如果不是太平天国对儒教的破坏，不是洋教传播对儒教的冲击，曾国藩也没有这么强大的感召力。

    儒道不是一个积极扩张的宗教，甚至不是一个宗教，只是一个带有宗教味道的理念而已，它从来没有严格的教规，不遵从孔子的教诲，也没人会把信徒绑在火刑架上，他也没有一个严密的组织，从来没有一个教主，凝聚它的，也从来不是庙宇中的神像，而是传承了几千年的道德文章。

    儒道没有组织，于是在外来入侵之下，他没有办法组织实质性的力量来抵抗，可是天下读书人的心中不免有强烈的危机感，这时候一个人站出来了，他已经保卫过儒道一次，现在他说还要在保卫儒道一次，这次是在洋教的冲击下，包围儒道。

    此时，那些对洋教传播感到忧虑的读书人，找到了心灵的寄托。可是跟随曾国藩的，却远不止这些人。还有大批对改朝换代不满的读书人，在新的国家无法获得地位的读书人，甚至只是对社会不满的读书人，他们都开始跟随曾国藩。

    其实很多时候，他们只是想跟着一个英雄罢了。

    朱敬伦知道自己阻止不来曾国藩，但他相信，儒道不是一个善于造反的宗教，假如它算是宗教的话。

    曾国藩是在立道，但是他立的不是曾国藩的道，他是在重塑孔子的道，是在重申儒教，而不是创建新教。

    本身就不担心这个已经跟政治，跟皇权合作了两千年的宗教，曾国藩也没有试图打造一个有纪律的严密组织，唯独是担心曾国藩越来越高的威望而已，犯不着阻挡曾国藩，朱敬伦也就任他去了。

    这一年是一个重要的年份。

    兵工厂改革了，这是官办企业的转型，如果成功，不但兵工厂将成为一个市场化的巨头企业，关键是这种模式如果成功，今后万一民间推动不利，朱敬伦多了一条采用国营方式工业化的手段。

    锦纶堂开办机器丝织工厂了，这是一个旧时代的商业巨头，在向新时代转型的标志，如果成功了，那意味着至少旧商人势力，打通了一条通往工业化时代的去路，而商业资本则将开始大举转变为工业资本。

    再就是曾国藩立道了，才他目前的进展来看，他说的三年可成大功，不是一句吹牛的话。

    要说让人失望的事情也有，日本人还是开始了明治维新的脚步，维新派成功的将权力从幕府手里夺了过来，维新三杰像历史上那样，掌握了国家的权力。

    日本幕府实在是扶不起的阿斗，朱敬伦用广府银行为他们进行信用担保，汇丰银行和巴林银行分别在九龙和伦敦为他们承销了各五百万两的债券。

    有一千万两银子在手，他们购买了大量的军火，英国人提供了大量的线膛步枪，大明提供了上万门各型滑膛大炮，但他们还是失败了。

    伏见鸟羽一战，幕府军先后一万多人参战，倒幕派兵力不过五千，但双方都装备了大量的火炮，步枪，关键是倒幕派靠海的西南强藩的武士组成，他们早就接受了西式的军事训练，请洋人作为顾问，而幕府虽然也有洋人顾问，可是训练时间太短，最关键的是，明治天皇颁布了讨幕诏书，天皇站在讨幕派一边。

    所以最后纪律性更强，士气更旺，指挥更统一的倒幕派，战胜了由数十个大名番兵组成的指挥不一的幕府军一点都不意外，幕府高价采购的那些武器装备，反而大部分落到了讨幕派手里，很多大炮甚至都还没来得及放一炮，就连带成箱的炮弹，成了讨幕派的战利品。

    到最后幕府采购的海量军火，不但没能组织讨幕派进兵东京，反而成了明治政府之后镇压东北大名的强大保障。

    随着幕府的失败，日本在九龙和伦敦发行的债券，突然跳水般的往下跌，为他们提供担保的广府银行不得不一次一次吃进这些债券，最终这些债券中的大部分都将变成日本欠广府银行的债务。

    而日本债券的爆跌，还引起了大明债券市场的大崩溃，连带的大明政府债券都被人大肆抛售，广府银行试图救市，可是很快它自己就遇到了麻烦，在很多银行门前，都有人排队挤兑广府银行发行的纸币。

    此时朱敬伦才反应过来，这不是一次普通的债务危机，而是一场专门针对大明主权信用的金融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