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世就有学者怀疑甚至否认，《管子》是管仲本人所写，争议很大。

    朱敬伦此时也不由得怀疑，因为他从一本《管子》中看到太多东西了，诚然管仲是一个十分成功的政治家，不可否认他肯定做到了《管子》中的某些政策。

    但是有一点，朱敬伦认定，战国时代的齐国，不可能完全做到这些，这也太夸张了，如果齐国真的能做到这些东西，他就不止是一个霸主那么简单，国力恐怕早就该一统江山了，当然管仲未必想统一天下，他的思想是尊王攘夷。

    另一个怀疑是，管仲这个人真的这么厉害，他一个人就通晓了法家、儒家等等诸子百家流派？一个人怎么可能有这么多的精力。姑且有，那么管仲肯定是一个埋首案牍的大学者，但偏偏他是一个辅佐齐王坐上天下霸主位置的一个名臣，一个丞相。

    也就是说，管仲要在实行各种富民政策，制定无数法律政令，还要代表君王联络四方，跟随君王到各处会盟之余，还要下笔来写下这么一本要烧死无数脑细胞，包罗万象的皇皇巨著？！

    这还是人吗？

    朱敬伦不是贬低管仲，既然这本书是以管子命名，意味着此书的作者肯定很认可管仲的施政理念，总结管仲的施政经验后写出的这本书，当然总结中难免掺杂进了一些作者自己的思想。

    作者有可能是管仲的同僚，管仲的下属，或者管仲的学生，记录了下许多管仲的言行，最后汇编成一本政治巨作，但更有可能作者根本就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人的集体智慧。

    很多学者都推断，这本书甚至成书要晚于管仲两百年以上，因为书中引用和映射的很多历史事件，都是管仲两百多年后发生的事件，很有可能这本书是在管仲之后两百多年间，不断的有人给他增补、修订，加入各家各派的观点和思想，最后汇总融合成的一套完整的政治哲学。

    至于这些默默无闻的人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两千多年前的人竟然就能写出如此系统的政治学教材，真是让人震惊，同时考虑到当时正处在战国的大乱世，就不由得让人感叹果然是竞争之下，才更有活力，无论是科技还是思想，诸子百家绝对不可能诞生在一个和平时代的温柔乡里。

    朱敬伦这边读书读的惬意，黑狗带着军队则在南征北战，黑狗最近可是异常的敬业，因为他有了动力。

    当侯进分散手下客家兵勇，然后瞬间扩军一万之后，黑狗当时非常的嫉妒和委屈，他觉得自己手下士兵比侯进手下资历老，技术更好，打的仗更多，可侯进却扩编了，他依然只能带着两千手下。

    他的委屈通过侯进传到了朱敬伦耳朵里，朱敬伦跟他深谈了一番，告诉他之所以不扩充他手下的部队，那是因为这些人都抽大烟，万一战场上没有了大烟，一个个还能打仗吗。

    之后开始鼓励黑狗和他手下的士兵们戒烟，告诉黑狗，如果他能够戒烟成功，立刻分侯进手下一半兵力给他指挥，他手下的疍民士兵，谁能够戒烟，立马升官一级。

    朱敬伦绝对不是开玩笑，即是鼓励，其实也很期待，他对这些大烟鬼始终不信任，老实说他心里是有根深蒂固的成见的。可如果他们真的能够戒烟，朱敬伦绝对不会食言，因为他知道大烟瘾很难戒，普通烟民戒个香烟都叫苦连天的，一般人都做不到，更何况戒大烟瘾，能戒掉这种东西的，无不是意志坚定如铁的人，这种人放在哪里都是人才。哪怕不识字，也绝对不能放过。

    受此鼓励，黑狗在部队中掀起了戒烟运动，他是真的打算戒烟的，他是疍民出身，哪怕混成了一个帮会龙头，可内心中深深卑贱感却去之不掉，他总感觉低人一等，但中国人讲的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认为人的命运是可以改变的，没有人是天生高人一等的，跟着朱敬伦让黑狗看到了希望，如果能统领五千人马，这怎么也是副将级别的朝廷命官了，他一心想要通过加官进爵来改变出身。

    人有希望，就有动力，在来新会之前，黑狗已经戒烟戒了一月，真的是一口都没抽。

    导致战前，朱敬伦还专门问过他，能不能清醒的带兵，他保证自己没有问题，这才能够带兵镇压客勇。

    进兵算不上顺利，但也没有大麻烦，正面对上客勇，他们有绝对的优势，不提有开花弹的大炮支援，仅仅是两千人组成的排枪方阵，就是冷兵器军队一道不可逾越的死亡深渊。

    但客勇不是笨蛋，于是黑狗遇到了偷袭，遇到了埋伏，遇到了各种想得到的，想不到的特殊状况。最糟糕的一次是行进途中，突然几个客勇从道路旁的树上跳下来，跳到了他们的队伍中央，大肆砍杀，杀死了十余人，打伤了三十多人。

    好在这些客勇是一些逼急了的亡命徒，人数不多，否则他们就有大麻烦了。话说回来，如果对方是大股人马，却又不可能躲过他们的侦查藏在树上。

    一个月中，前前后后伤亡了上百人，但是却打下了云乡、仓城两地，还将来援的鹤山鹤城一带的乡勇打的打败，伤亡上千人，可以说鹤山开平两地最强悍的客勇，已经北他们打败了。剩下的都是散兵游勇，全部都打乱，打散了。

    至于新宁，由于阳江局等地的土勇发起的进攻也节节胜利，新宁客家人自顾不暇，已经顾不到水口这一带的同胞了。

    在经历一个月，跟随数万土勇对客勇的反击之后，朱敬伦收到的统计，客家人伤亡已经过万，这统计是瑞典顾问发回来的，没有什么水分。

    对于一个人数总共百来万的族群来说，伤亡上万人是一个很难承受的代价，毕竟伤亡的这些人全都是青壮，对于一个依然需要农耕为生的族群来说，这种伤亡已经很惨重了。

    于是在四月中旬，客家乡绅们终于选择来议和了。

    鹤山著名的乡绅，也是最早开始反抗洪兵的高三会同了一批客家乡绅和宗族商议之后，决定跟土人讲和，他们也看到客家面临四面八方的压力，毕竟他们是后迁来的，完全生活在土人的包围之中，他们山外的平地上是广府土人，近海边也是广府人，长此以往他们只会被不断的挤压空间，最后再次回到山里，而且还会面临土人的封锁，困死孤山。

    客家人组织团联伊始，就是高三变卖家产招募客家乡勇搞起来的，因此他一直都是鹤山客勇的头领之一。

    后来械斗大爆发是因为马从龙这个武举人联络六县客家乡绅宗族，搞起了大团练所致，不过马从龙带兵平定了附近洪兵之后，就被调到江西、湖南等地跟太平军作战去了，后来战死在太平军手上。

    马从龙走后，高三就一直是鹤山客家乡勇和客家乡绅的首领。马从龙带着数钱客家团练离开鹤山等县后，官府才默许土勇进攻客勇，有时时候不得不让人怀疑这其中有没有阴谋。

    鹤山是土客械斗的发源地，但是之后鹤山的土客械斗规模却不大，因为鹤山的客家人居住的比较集中，集中就意味着跟土人没有产生交错和混居，本来的纠纷就不大，因此更容易谈判。

    历史上，土客大械斗之后，鹤山的客家人损失是最小的，基本上保持了他们原有的姓氏比例，但依然失去了大多数聚居地，大部分客家茶园都放弃和毁坏了，导致鹤山茶叶种植面积从八万多亩萎缩到两万多亩，茶叶产量也从八万多担萎缩到了两万多担。

    高三等人愿意谈判，但并不放心，于是他们拉上了鹤山典史冯荣、巡检罗瀛两位官员，来帮他们说和和作保，朱敬伦保证不会伤害他们性命，甚至直接派兵三百去鹤山县城一路把他们保护到了水口。

    之后他们在水口跟鹤山等地的广府人乡勇会谈，争吵是肯定的，互相谩骂也是有的，多次厮打到一起也属正常。

    最终达成的意见，也是朱敬伦给他们提的意见，或者说给他们立的规矩，那就是土人不能占客人的地，客人也不能占土人的地，两家各自相安，回到械斗之前的状态，谁的地就是谁的地，谁也别想占便宜。

    这算是公允和公正的，也是双方都能够接受的。

    但是高三最后问了朱敬伦一个问题。

    如果他们客籍退回本地，土人继续打他们又能怎么办？

    朱敬伦告诉客家人，大家协议已定，立下乡约，勒石刻碑，上苍为证，谁违约就打谁。

    朱敬伦找来了当地石匠，将这番话刻记在石碑上，竖立在水口码头之前，让所有人上了码头第一眼就能看到，就是不上码头，从河上路过的船只上也能看到。

    高三又拉着鹤山官府给他作保后，这才放心下来，回去组织客勇撤退了。

    看着一米多高的石碑和碑文，朱敬伦知道自己完成了第一步：立约。

    但这乡约能不能让人遵守，他心里很确信，肯定有人违规，但他态度坚定，违规就打，直到打的人人都遵守这个约定，打到“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此谓为大治。”

    管子说“法令者，君臣之所共立也”，朱敬伦的乡约则是“民众所公约也”，既然规矩已经立下，那就不容更改，起码在大家都接受的情况下，不能随意更改，管子说“法立而还废之，令出而后返之，枉法而从私，毁令而不全。”

    朱敬伦知道，自己走出这一步，就要坚持到底，没有任何退路，哪怕因为自己的介入，土客械斗比历史上更严重，他也必须坚持下去。

    不过朱敬伦很清楚，这种事是不会发生的，他有绝对的信心。

    刚刚从新安赶来的方山问他，这种乡约真能起到效果？

    朱敬伦保证道：“放心吧，我吃死他们了。”

    方山问凭什么。

    朱敬伦说：“因为他们都是一群笨蛋。”

    这就是一群笨蛋，所以朱敬伦信心十足，所以朱敬伦吃死他们了。

    不但要他们不敢再打下去，还要让他们服服帖帖，双方都唯朱敬伦命是从，他们两方都会争着给朱敬伦提供钱粮物资，给朱敬伦提供兵员，还生怕朱敬伦不要。

    对于这样的话，方山本能的不相信，可理智告诉他，朱敬伦绝对不会吹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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