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谦来北京是五月十五，我得知消息却已经是五月十三。我不知道子谦瞒我到最后一刻，是不是怕我分心。可是在我得知消息之后，我确实没法安下心来做其他任何事。用室友的话说，简直就是失魂落魄。我想她们是对的，因为我能感觉有什么东西在我的大脑里发酵膨胀，充斥了我的整个灵魂。我在度日如年中等待着周五的到来，子谦的飞机两点钟降落，我一点不到就跑去了机场。

    偌大的候机厅里人流涌动，我坐立难安地一次又一次看腕上的手表。好容易到了两点，我终于听到广播中播放子谦乘坐的航班降落的消息。在人群中，我一眼就认出了子谦。在他还未反应过来之前，我飞快地冲到他面前，将他一下搂住。子谦的身子很薄，我的手臂环过他的腰手指还可以扣在一起。我把他搂得很紧，好像这样他就能理解我这几个月来失魂落魄的想念。子谦拍着我的背：“好了，芷汀。”可我依然固执地抱着他不肯放手。耳边传来空姐的笑声，我不知道她的笑代表了什么，可我丝毫都不在乎。“好了，孩子。”子谦说着，轻轻挣脱了我的手臂。

    子谦告诉我，他这次是来北京四中参加课堂讲赛的。“您讲哪课？”在主办方安排的宾馆里，我帮子谦打理一切。我把他的西装从包里拿出来挂在衣柜里，那应该是他明天下午要穿的。子谦说：“不知道，到时候抽签决定。”我挨着他在床边坐下：“这不是为难您吗？”子谦笑：“这怎么叫为难？抽哪课还不都一样！讲了多少遍了，都是老一套。”沉默了一会儿，子谦问我：“想跟我去吗？我可以带一位家属。”我惊喜地叫道：“我可以去吗？”子谦点头。我开心得跑过去搂住子谦的脖子：“太好了，就像高中的时候一样！”

    第二天，我陪子谦一起来到了会场。比起教室，那里更像一个论坛或者颁奖典礼现场。虽然是下午，可会场里没有自然光，照亮全靠顶灯和射灯。深蓝色的背景板写着比赛的主题，四周点缀着百合与玫瑰。没有教室里标配的讲台黑板，只有一个深褐色的主持台，和支在旁边的白板。台下坐着所有参加会议的老师，因为只是一次教学交流，所以大家脸上的表情都非常松弛。子谦的课程被安排在第四个，他抽到的是高二时学过的《将进酒》。看着台下人头攒动，我比他还紧张。随着讲课内容的逐渐推进，会场里渐渐被一阵阵会心的笑声充盈。我紧绷的神经被这阵笑声软化了，我坐下来，安静地看着正前方。我已经太久没有好好听子谦讲课了，自从进入大学之后，我们的接触就全部发生在生活里。我不知道会有多少人觉得毕业以后，老师的工作状态已经与自己再无相干，可是在我看来，那却是源头，是最为珍贵的存在。而如今，当在那个被射灯照亮的发言台上，我再次看到了尹老师——不是尹子谦，不是被我喊作老师的那个人，而是尹老师，那是独属于教室和课堂的。他依旧是当年的样子，一身黑色西装，右手食指与中指之间夹着黑色的油性笔；他依旧很少走动，只有在板书的时候才会走上几步；他依旧会化枯燥为神奇，偶尔冒出几句俏皮话，当台下传来笑声时轻轻一笑，不动声色，却又神采飞扬……短促的下课铃响起时，评委席里传来了一阵掌声，我也跟着拍疼了巴掌。

    当天晚上，子谦在一所餐厅请我和宿舍里另外三个室友吃饭。那是北大所有食堂里环境最幽静，价格最昂贵的地方。窗外的树木蓊郁葳蕤，树缝里漏出几缕阳光刚好打在我们的桌子上。室友们都是爱开玩笑的豪爽姑娘，吃饭的时候，有的人一直在夸张地表达对我的羡慕，同时吐槽自己从小到大遇到的老师加起来都不及子谦的二分之一；还有的人把我曾经讲给他们的关于自己和子谦的零星事情全部转述了一遍；还有的人直接端着酒杯给子谦敬酒，说希望子谦能常来北京请大家吃饭。子谦自始至终都显得十分礼貌客气，甚至每次接受敬酒的时候，都会把酒杯尽量放低，嘴里说着感谢她们的话，谢谢她们照顾我，谢谢她们帮助我，希望我们永远都珍惜友情……这些话都不是他该说的，可该说那个话的人已经不在了，于是他全权代劳。一顿饭吃完，室友们结伴回到宿舍，只留下我和子谦站在餐厅的门口。听着身边不绝于耳的车铃声，我忽然意识到，原来子谦已经来到了北大——在那些漫长到好像永远不会有尽头的高中时光里，我曾无数次地想象这个时刻。在我那时的幻想中，它一定无比隆重煽情，我或许为此筹备许久，昼夜难安。却没有想到，这个时刻竟来到得如此轻描淡写。

    五月的傍晚，天空还没有彻底暗下来，整个北大都笼罩在一片葱茏之中。我挽着子谦的胳膊在北大散步。因为有他在，北大之于我而言，又成为了那所梦寐以求的神圣学府。那些早就熟悉的每一处风景，都因为子谦的不熟悉，而在我眼中也变得重新恢复了陌生的美感。文学系的教学楼前，树木笔直地站立，勾勒出一片盎然的春意。我以为子谦会感慨些什么，但他始终不发一言，只是安安静静地仰头望着那栋白色的高大建筑，眼睛里有种少年的真挚。在见过的年过而立的男人中，我只在子谦的脸上见过这种神情。大多数人往往未过而立，就已经变得油腔滑调，全无半点诚恳。想到这里，我倒忽然有些感念老天的宽宏，只是重塑了他，而没有毁损他的心。转身离开的时候，几个学生打扮的年轻人抱着课本同教授一道从教学楼走出来。教授已经白发苍苍，不时地听到学生以“先生”称呼。我歪头看着子谦：“老师，干脆我以后也称呼您先生吧。”“不是都告诉过你了吗，你以为谁都担得起这两个字么。”子谦回绝之意非常明显。我坚持着：“可我觉得您能担得起。”“不行，”子谦再次摇头，“太重了，不能叫。”我依旧不肯放弃：“那就叫一声好不好？”子谦不说话，我抓着他的手来回摇晃，“就叫一声，就一声。”子谦点头默许，我立刻用尽全力中气十足地大喊了一声“先生”，男孩们和教授回头望向我们的方向，子谦的脸瞬间红到了脖子根。我笑得直不起腰，他拍拍我的肩膀：“别笑了芷汀，有什么好笑的。我的老脸都快让你这声‘先生’丢光了。”其实只要仔细分辨，就能听出他的尾音微微有些颤抖。其实他也在笑，只不过控制得比我好而已。我依旧为他的难为情笑得欢畅，子谦却已经恢复了平静：“谢谢你孩子，要不是你，老师可能一辈子都不会来这儿。”我仰着头看他：“老师您高兴吗？”子谦说：“很高兴，真的非常高兴，谢谢你孩子。”我说：“只要您高兴，我就觉得高兴。”

    可我的高兴终究无法以子谦的高兴为绝对的准则——子谦订了周日的火车，我因为重新找了一份工作，有家教课，所以没法送他。这就意味着，周六一别，我们再次见面至少会在七月份。子谦将它表述成“还有两个月就见面了”，而我却在心里说“还有两个月才能再见面”。宾馆里，我将子谦需要的东西一件件地收好放进行李箱，其中包括我在学校里替他买的早餐。我把收拾的速度放得很慢，好像这样就能延缓离别的时间——当室友们都在羡慕我和子谦的关系如此融洽时，只有我心里清楚，每当我的心向他靠近一步，我对同他离别的承受力就会下降几分。那真是一件惨痛的事，几乎每一次都会将我的气力耗得精光。收完衣服，我跪在子谦床边。我想要平平静静地跟子谦告别，像个普通的学生那样跟他说一句“暑假再见”，可是一开口，眼泪就不由自主地往下掉。子谦并不看我，他看着窗外发呆，眼神是散的。我低着头，等他像以前一样随意地拍打我，等他揶揄我越长大越哭鼻子，可是这次，他只是静静地说道：“芷汀，你得有自己的生活，你知不知道。”

    我没有把子谦临行前的那番话放在心上。我有自己的生活，我始终都有——我认真地对待每一门课程，以便让在每学期末都拿到一笔不菲的奖学金——不是我爱钱，而是我需要那笔钱来养活自己，当然还有子谦；我辅导的女孩在化学会考中拿到了a，大二之后，我应聘去了一家专业的课外辅导机构教化学，每个月有固定收入，我总会拿出一部分存到母亲的卡里；要说唯一有什么变化，就是大一时总能赖在一起吃饭的室友渐渐有了自己的约会对象，我没有这些，于是我的生活凭空多出了许多空白。

    我们高中的领导班子换届，校长调走了，新来的校长对子谦赏识有加，本想借这次讲赛课的事情提拔他做主任，却被子谦婉言谢绝。他告诉校长，自己喜欢教课，也只会教课，做不了行政。不过在电话里，他又跟我补充：“很多人拿教学当踏板，但从毕业到现在，我唯一的野心，就是把学生的分数尽量提高。能让他们觉得学习不枯燥，对我来说真的已经足够了。”他的声音一如既往的安静平稳，我却无比骄傲。因为我相信没有几个人能像我的老师一样，面对更好的选择，依旧愿意固守着曾经的理想。与此同时我也隐隐感觉出来，子谦不喜欢改变——或许因为他的生命中已经出现了太多的变数，所以他不愿意再失去任何一个常数——其实，我也一样。我开始向往老师这个职业，我跟子谦提过我想当老师绝不是一句玩笑话——虽然我现在可以算作是半个老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