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身在伦敦，但是亚瑟对巴黎的情况却远比刚刚从巴黎抵达英国的司汤达更为了解。
    这位主管苏格兰场的警务情报头子长期与大巴黎警察厅头子维多克保持书信联系。而且，在海涅和肖邦去往巴黎以后，他们也经常给亚瑟写信分享一些在巴黎的见闻。
    当然，即便这些人愿意与亚瑟交换信息，如果信息传递的速度不够快，那也没什么用。
    但万幸的是，亚瑟有一个姓罗斯柴尔德的朋友，所以他也理所应当的享受到了目前欧洲时效性最好的邮差信使服务——罗斯柴尔德速递。
    在欧洲大陆上，每天都有海量书信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五大分支所在地伦敦、巴黎、维也纳、法兰克福和那不勒斯发出，而其中最重要的那部分可以影响到欧洲债券及股票市场涨跌的信息则以加急速递的方式，力图在3天时间内交到罗斯柴尔德家族各地负责人的手中。
    由于罗斯柴尔德家族信使业务的长期良好口碑，所以不止那些对消息极为敏感的商人会选择使用罗斯柴尔德的信使，甚至于欧洲各国的皇室宗亲和政坛大人物们也很喜欢用罗斯柴尔德寄信。
    哪怕是以不列颠举例，罗斯柴尔德信使业务的长期客户就包括了国王威廉四世、威灵顿公爵、皮尔爵士等人。
    而在英国爆发霍乱之后，亚瑟便一早将英国霍乱期间中出现的一系列离奇现象告诉了维多克，而且还对这位同行做了许多善意提醒。
    但事实证明，提醒归提醒，巴黎到最后该怎么的还是怎么的。
    在不列颠出现的大部分现象，几乎都在法兰西进行了一次经典复刻。
    不过，由于两国国情不同，所以在细微之处上还是出现了一些区别。
    巴黎的市民同样否认了霍乱的存在，而且由于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对政府缺乏信任，所以在共和派与波拿巴派的煽风点火之下，有不少市民甚至认为所谓的霍乱其实就是政府投毒导致的。
    而他们之所以这么认为，归根到底还得怨亚瑟给维多克提的一个小建议。
    亚瑟在信件中将自己在利物浦封闭肮脏水井后扭转利物浦疫情的消息告诉了维多克，并建议他在必要情况下可以效仿自己的行为。
    而维多克在得到消息后，立刻将这则建议上报给了大巴黎警察厅厅长亨利·日索凯。
    而日索凯当天晚上便去拜见了新任内阁总理大臣卡西米尔·佩里埃。
    在佩里埃召集法国中央卫生委员会的各位委员进行了一整晚的讨论后，法兰西人展现了他们一如既往的高效率，把在英国都没有完全落地的利物浦经验给活用到了巴黎的霍乱防治上。
    如果说这样的管制方案如果顺利实施下去，本该是一件好事。
    可是当大巴黎警察厅封闭水井的命令刚一传出，巴黎的大街小巷瞬间就开始传播起警察在封闭水井是为了方便投毒的谣言。
    巴黎的《立宪报》更是直言：“眼下这个时候，没有一个街区不为投毒的叙事感到胆战心惊。”
    伴随着投毒谣言的流传，巴黎的后续发展也逐渐和英国过去几個月的情况趋同了，甚至从某种角度来说，巴黎市民的反应还更热烈一些。
    有人开始把矛头指向政府、迁怒于医生，认为霍乱不过是政府和医生的发明创造，目的是为了消灭穷人。
    而在几天之后，巴黎街头又出现了呼吁民众起义的声音。
    面对愈演愈烈的谣言和动荡局势，饶是比苏格兰场强硬无数倍的大巴黎警察厅也顶不住压力。
    厅长日索凯不得不多次出面辟谣，并向巴黎各警区的警长下达内部命令：
    社会秩序的永久敌人妄图为此时此刻折磨着我们民众的灾祸寻找一个可耻的借口，以实现其酝酿已久的阴谋。他们妄图利用我们的不幸，利用家庭的痛苦去骗诱民众。
    他们散布消息说，病人的不幸受害是投毒的结果。他们竭力劝说民众中最不开明的阶级，霍乱并不存在。他们妄图打乱政府和医生给病人提供的救助。但值得庆幸的是，迄今为止，这些卑鄙的阴谋并没有取得多大的成功。
    目前出现的零星街头暴力和残暴的行为就是他们诱惑一部分民众，使之误入歧途的结果。我命令你们对此种局势严加监控，你们有义务向可能受到误导的公民说明情况，并给他们提供明智的建议。
    所有警员都应当提醒市民，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也是为了公共利益，不要盲目相信坏人的诋毁和无耻的造谣。因为坏人只想恫吓民众，导致我们无法迅速摆脱正在肆虐首都的灾难。
    不过日索凯虽然极力辟谣，但在巴黎市民看来，日索凯不辟谣还好，一辟谣那就说明这事十有八九是真的。
    但不信任政府和警察也不能怪这帮市民愚昧，而应当‘归功’于巴黎警察在过去半个世纪当中一点点积攒下来的‘好名声’。
    毕竟，从一个正常人的角度来看，你真的很难相信一群曾经朝你放过枪、开过炮、挥过刀，隔三差五还要找你打秋风的人。
    就这样，巴黎警察越辟越谣，满腹狐疑的巴黎民众越来越确信存在投毒事件。
    人们纷纷行动起来，在酒馆、水池、市场以及十字路口监视、盘查任何有投毒嫌疑的人，这样的行为也导致巴黎街头出现了许多无辜者被怀疑、痛打甚至虐杀的血腥场景。
    在海涅给亚瑟寄来的信件中，就描绘了这样的现象。
    在刷上红漆的酒馆所在的街头拐角，人们自愿聚集起来。人们总是在这些地方寻找嫌疑犯，如果他们的口袋中藏有可疑的物品，他们就倒了大霉。人民会像一只野兽、一支愤怒的军队扑向他们。
    许多人由于自身的机智而逃过一劫，许多人由于在当天得到巡警的帮助而幸免于难。六个人遭到了无情地屠杀。没有什么场景比人民的怒火更为可怕，尤其当它变得嗜血，扼杀手无寸铁的受害者时。
    在街头，人潮涌动，身穿衬衣的工人如同万劫不复者，如同魔鬼，如同相互撞击的白色浪花，他们无情地咆哮着、呼喊着。我在圣德尼街听到有人叫嚣:“让我们把他吊死在灯柱上！”
    我从窗户看到其中的一个不幸者奄奄一息，年迈的妇女脱下鞋子，用鞋跟敲打他的脑袋，直至他死亡。他全身裸体，满身是血，浑身是伤。人们不仅扒光了他的衣服，也拔下他的眉毛、头发和鼻子。
    随后来了一个凶神恶煞的人，用一条绳子绑住尸体的脚，在街上拖曳，并不停叫喊:“这就是霍乱病毒！”
    而马路边的一位尊贵的美丽妇人，身体和双手都沾满了鲜血，甚至就连她也给了经过的尸体重重一击。
    而为了澄清事实，维多克在厅长的命令下，不得不前往巴黎的各个商铺和水井，把从那里得到的葡萄酒、烧酒、果汁、水、面包、肉类、糖果和水样等可疑物品送到法兰西科学院进行化验。
    化验结果第二天就在巴黎的各大报纸版面进行了公示，结果显示送检物品不含任何毒药，而主宫医院的内科医生和外科医生也集体发表了一份声明，他们宣布对送进该医院的病人进行了全面检查，并没有发现任何中毒的迹象。
    不过，这些科学证据却不是打消谣言的主因。
    真正让巴黎市民相信霍乱并非投毒的其实是伴随着一场又一场骚乱逐渐攀升的染病人数。
    在3月26日巴黎刚刚发现霍乱病例时，4天时间只有16人染病，7人不治身亡。
    而在经过拾荒者骚乱、圣佩拉热监狱暴动和投毒谣言引发的暴力事件后，到了4月6日时，仅仅这一天便新增了1851例霍乱病患，其中670人于当天死亡。
    而到了最近，根据维多克的说法，就算是保守估计，巴黎每天的死亡人数也在800人左右。
    如果再加上那些没来得及送往医院救治的病人，那巴黎每天可能至少有1200人死在霍乱的魔爪之下。
    虽然这么说很不客气，但是和巴黎一比，就算是被霍乱闹得鸡飞狗跳的伦敦都可以算是井然有序了。
    根据英国中央卫生委员会统计，在上个月，英国全境刚刚迎来了霍乱死亡人数的新高峰，在英国431个可统计的城镇和乡村中，共有1519人因霍乱丧命。
    而在霍乱的汹涌攻势之下，不列颠内阁和中央卫生委员会终于生出了病急乱投医、死马当活马医般的魄力。
    这个时候，他们也管不了什么专制不专制的了。
    14位新上任的卫生监督员被派驻到了全国各大主要工业城市，要求各教区强制实行不洁饮用水的管制工作。
    而大法官布鲁厄姆勋爵则直接向各教区的牧师们发布了一则近乎恐吓性质的公开信。
    在那封公开信中，布鲁厄姆勋爵声称：
    在眼下这个紧急关头，牧师们应当坚定信仰，将信众们的健康置于一切之上。如果牧师们执意要像克莱斯特奇教区那样顽抗，坚持不将济贫税投入到公共卫生上，那么他将不得不考虑动用大法官手中的法定权力，暂停发放牧师们的圣俸。
    而在圣俸停发后，如果他们之后的行为依旧不改善，布鲁厄姆将不排除将这份名单呈交给全英首席主教、负责管理英格兰南部教会的坎特伯雷大主教与全英次席主教、负责管理英格兰北部教会的约克大主教手中。
    相较于布鲁厄姆勋爵的动嘴皮子，战争与殖民事务部主管大臣戈德里奇子爵的态度则直接许多。
    鉴于不列颠多地因为议会改革与霍乱疫情引发的暴动，戈德里奇子爵命令驻扎于本土的陆军部队可以在合理范畴内协助当地政府进行临时管制工作。
    内务大臣墨尔本子爵则在趁机推进他的《市政警察法案》，相较于去年他遇到的阻力，今年的《市政警察法案》推动起来明显顺利了许多。
    如果让亚瑟猜测原因，那么他认为，应该是不列颠各地的市政当局终于发现，让警察部队管理治安明显比陆军出动更令人放心。
    更何况，墨尔本子爵如今也不再坚持内务部必须完全掌握全国警察部队的领导权，而是愿意与市政当局共同管理。
    至于另一个令市政当局愿意让步的原因，则是前不久刚刚通过的不列颠城镇改造计划。如果服从中央管制霍乱就能摊上这种好事，那他们也不介意考虑考虑。
    就在几天前，托利党新秀议员迪斯雷利先生以一份技惊四座的演讲在下院博得了三分之二以上的支持票数，成功说服议会通过了谋划已久的城镇改造项目。
    而迪斯雷利能够成功，主要有两点原因。
    第一是眼下汹涌的霍乱疫情，已经让议员们感到不能对城市卫生置之不理。
    因为就算是议员齐聚的威斯敏斯特宫，每到夏天来临的时候，都能闻见从隔壁泰晤士河飘来的阵阵恶臭，以致于上下两院开会时不得不关上窗户。
    但从前由于这种计划实在是太花钱，议员们对于城市改造这种事依旧是举棋不定。但霍乱等多种流行病的到来，却让城市改造有了一个充分的理由。在这一点上，不论是辉格党还是托利党，都很容易达成共识。
    第二是迪斯雷利先生的某位热心朋友为他提供的某种秘密文书。
    或者说，是霍乱期间巴黎共和派与波拿巴派号召人民起义的宣传文件——《告人民书》。
    穷人并不是死于霍乱，而是死于饥饿！富人很少遇到威胁，因为他们逃跑了。不幸者拥有更少的劳动与面包，人们禁止死者的亲朋好友进入医院。
    为什么让胆小鬼、利己主义者携带生存资料，逃离边境，却让人民生活在巴黎？疾病肆虐人口稠密的街区，因为它们既肮脏，且人口拥挤。
    有人抛弃了疾病不会侵入的干净而宽敞的房屋，它们空荡荡的，医院却人满为患。穷人之悲惨与狭窄的居所在吞噬奄奄一息者。
    啊！让这些毫无用处的公馆接收除了臭气熏天的大街就无处居住的不幸者。啊！既然富有的主人抛弃了它们，那么就让人民去居住！
    当迪斯雷利在下院宣读这份文件时，下院一度陷入了长达半分钟的死寂。每一个人的鼻孔里都嗅见了当年法国大革命的气息，每个人的眼睛都能看得出几分凝重与疑虑。
    而当迪斯雷利先生振臂一呼，说出那句他自认为可以流芳百世的名言时，下院掌声雷鸣。
    “一个分裂的王国无法持续太久，当社会的底层动荡不安时，上层建筑也无法独善其身。茅草屋倒塌之后，圣詹姆士宫的大理石柱也会为之颤栗。外界环境往往不受我们控制，但我们自己的行为却始终在我们的掌控之中。而我们，将用我们的行为证明，不列颠政治体制的优越性！”
    不得不说，这句话听起来很有气势。
    但是亚瑟为什么会对迪斯雷利在下院的高光时刻这么清楚，自然是由于这已经是他今天第八次听迪斯雷利提到他的光辉事迹了。
    迪斯雷利一只手搭在编辑部的沙发靠背上，一手托着酒杯侃侃而谈道。
    “真的，我当时真的希望你们都在那儿。而且我不止希望你们都在那儿，我还希望我父亲、我姐姐他们都在那儿。叫我父亲瞧瞧，他儿子是不是像他认为的那么浮夸，我同样可以做个威严庄重的大人物，只是我不喜欢那么做。我那天在下院就像是凯撒、是奥古斯都、是苏莱曼，我就是个天生的领导者，所有人都会不由自主的听我的。”
    大仲马古里古怪的望了一眼亚瑟，又把目光转回了迪斯雷利：“可我记得你在下院刚刚登场的时候，不还说自己的祖先是犹太圣殿里的拉比吗？这么快伱的角色就换了？”
    “不，亚历山大，你不明白，犹太拉比当然是一种光荣，但是凯撒、奥古斯都则是一种更大的光荣。”
    迪斯雷利笑得嘴都合不拢：“就像你看到的那样，我又进化了。”
    他站起身，揪着自己的燕尾服衣摆像是跳舞一样踱着步子：“看看吧，我为穷人们做到了什么，只要事情进展顺利，他们很快就可以有一间宽敞干净的新房子。世界上有哪个国家会为穷人这么考虑？只有不列颠会这么做。而不列颠之所以这么做，全是因为我，本杰明·迪斯雷利，不列颠的良心。这个国家，只有我是全心全意的为民众考虑。”
    大仲马翘着二郎腿叹了口气，他扭头冲着亚瑟问道：“你今天是从哪儿把这个戏精捡回来的？”
    “不是我捡的，是他自己找上门的。”亚瑟喝了口茶：“我当时和路易正坐车往编辑部走，结果本杰明突然从大街的人群里窜了出来拦在了路中间。我当时还以为又有人想要我的命，吓得差点拔枪把他击毙。”
    路易则在一旁笑着说道：“能够做成这么一桩大事，迪斯雷利先生得意也是应该的。如果法兰西能够拥有迪斯雷利先生这样的议员，巴黎的情况也不会那么糟糕。”
    说到这儿，路易还偏过头向大仲马询问道：“说回来，亚历山大，你还没把我们介绍给这几位新客人呢？”
    大仲马闻言忽的坏笑一声开口道：“不，尊贵的阁下，不是我给新客人介绍你们，而是将这些客人引荐给您。”
    语罢，他便搭着司汤达的肩膀问道：“我记得你是个波拿巴派吧？”
    司汤达微微点头道：“怎么，你旁边的那位先生也是吗？”
    大仲马哈哈大笑道：“嗯……你这么说倒也不算错，但是只对了一半。”
    “什么意思？”
    大仲马搂着路易的肩膀冲着司汤达开口道：“来，认识一下，这是我的朋友，夏尔-路易-拿破仑·波拿巴先生。”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