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篇相关不算字数，只是为了顺利写作备份一下
    宋朝兵制
    中国宋朝(96o～1279)重建统一的封建政权，南方经济展较快，北和西北地区民族/矛盾转趋激烈。建立统一的封建政权后，进一步强化中央集权，军事制度生巨大变化。北宋时期皇帝直接掌握军队的建置、调动和指挥大权。其下军权由三个机构分任。枢密院为最高军事领导机关，掌军权及军令，三衙，即殿前司、侍卫马军司和侍卫步军司，为中央最高指挥机关，分别统领禁军和湘军；率臣，为禁军出征或镇戍是临时委任的将帅，统领地分属三衙的禁军，事毕皆撤销。
    兵符出于枢密，而不得统其众；兵众隶于三衙，而不得专其制。”枢密院有调兵之权，却不掌管军队；三衙掌管军队，却无调兵之权；遇有战事，由皇帝任命率臣领兵出征，从而实现了“兵之权”与“握兵之重”的分离。这种体制对于消除中唐以来绵延2oo多年藩镇割据的局面，确实起到了重大作用。在平定各地割据政权的过程中，各小**队中的精兵被收编入禁军，编入殿前司1127年后，金兵继续南下，宋政权偏安江左。北宋和南宋的军事制度有许多不同之处，但总的是吸取晚唐、五代军阀割据的教训，皇帝加强集权，削弱大将兵权，以文臣御武事；集中大量财力、物力，供养大批招募来的军队，募兵制始终居于极其重要的地位。
    兵力的配置上，宋朝军制遵循“强干弱枝，内外相维”的原则。禁军中最精锐的殿前军驻守在京城，侍卫亲军驻扎在各地。京城的人马最为精强，各方镇知道兵力不敌，不敢造反。这就是“强干弱枝”如果京城有变，在各地驻扎的禁军联合地方的兵力，也足够对付变乱。这样就“内外相制，无轻重之患”这就是“内外相维”北宋军队由禁兵、厢兵、乡兵和蕃兵组成，以禁兵为主体构成一种中央军和地方军、正规军和非正规军相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
    衙在北宋享有相当可观的待遇“其任之也重，则其待之也亦不轻”[5](续集卷44)是当时北宋朝野上下的共识，如宋太祖朝就是：“封父祖，荫妻子；荣名崇品，悉以与之”[6](卷8)神宗亦批曰：“殿前、马、步军三帅，朝廷待遇，礼继二府，事体至重。”[7](卷274)所谓“待之也亦不轻”、“事体至重”除三衙为北宋“武臣极任”地位居武将之外，具体说来还大致有以下各种名目：
    俸禄优厚
    武臣俸禄之厚本属北宋俸禄制度的特点，如时人张演有云：“宋朝之待武臣也，厚其禄而薄其礼。”[5](后集卷21)三衙作为“武臣极任”当然更为突出，像仁宗朝御史中丞贾昌朝在分析外戚等“恩幸子弟”垂涎三衙职位的原因时就说：“其志不过利转迁之，俸赐之厚耳。”[7](卷138)事实也就是如此。
    恩荫妻子
    恩荫，又称“任子”、“门荫”、“世赏”是指朝廷根据官员职、阶高低而授给其子孙或亲属以官衔或差遣的制度。北宋恩荫之滥是空前的，仅名目就分为郊祀、圣节(皇帝生日)、官员致仕、官员申报遗表和临时性恩典五大类。从真宗朝开始，北宋恩荫制度趋向固定化，规定：文官自侍御史知杂事以上，每年荫补一人；从带职员外郎以上，每三年荫补一人；武臣从横行以上，每年荫补一人；自诸司副使以上，每三年荫补一人[8](p64o)三衙除依例享受上述待遇之外，还有所谓“初除管军恩例”以位至节度使的殿前都、副指挥使为例，一是加封母、妻“母封郡太夫人，妻封郡夫人”[9](卷中)二是补亲子或孙一人为閤职。如神宗元丰元年十月四日，以左侍禁贾裕为閤门祗候“先是，贾逵以经画鄜”延边事得子祐閤门祗候，后除殿前副都指挥使，以例乞除裕閤职，诏止迁一官。至是，逵再乞。上批：‘裕元合与閤职，以遣逵经画边事，特推恩，今逵所乞，乃除殿帅恩例，可依所奏。’”[4](职官三二之五)又如高宗绍兴元年十月二十二日“枢密院言郭仲荀乞初除官军恩例，吏部拟申当得閤职”閤职，乃当时易于升迁的美职，时人至有所谓“宠在閤职”之说。故宋高宗在批准郭氏乞初除三衙恩例后，即有“祖宗待三衙之厚如此”[4](职官三二之九)的慨叹。三衙其他管军的恩例要略低于殿前都、副指挥使，但亦相当优厚，故真宗朝冯守信为三衙“其弟尝欲上其子为守信子，以取高荫”[7](卷95)此外，因职在亲近，三衙还有时常于皇帝面前请求亲属恩泽的便利条件，仁宗时不得不下诏，要求“官军臣僚非乾元节及大礼，不得非次陈乞亲属恩泽”[7](卷136)
    上殿奏事
    仁宗朝规定：“诏殿前、马、步军，今后所奏本司公事，除系常程依旧例转奏外，如有非泛擘划，急公事，在后殿祗应，便令免杖子，窄衣上殿；若非本司公事，别陈利见，即关报閤门，依例上殿，更不旋取旨。”[7](卷156)。
    回朝赐宴
    自真宗朝开始，三衙回朝朝见皇帝例得赐宴，据长编卷84记载：“镇定路都部署、步军副都指挥使、振武节度使王能来朝。故事，节帅陛见必赐宴，掌兵者则不及。至是，特令用藩臣例。有司言能既赴坐，而殿前、马军帅曹璨等皆当侍立，品秩非便。乃诏璨等悉与坐，自是掌兵者率以为例。”
    揖见宰相
    北宋宰相位高权重，仪制煊赫，三衙见宰相，须执礼甚恭，文献通考卷58职官十二引沈括笔谈曰：“三衙内中见宰执，皆横杖于文德殿后，立廊阶下唱喏；宰相出，立阶揖之。外遇从官于通衢，皆避焉。此礼久废，惟内中横杖之礼，至今不废。”但宰相也要以礼相还，如仁宗朝王曾为相“殿前副都指挥使、振武节度使杨崇勋尝诣中书白事，属微雨新霁，崇勋穿泥鞹直登阶，曾颔之，不以常礼延坐”[7](卷1o3)杨崇勋虽不得预坐，但从此事可以看出在“常礼”即通常情况下宰相是要给三衙设坐的。
    ——
    明朝兵制
    中国明朝(1368～1644)改革元朝军事制度，创立了独具特色的卫所制：皇帝独揽军事大权，全国要地设立卫所，军丁世代相继，给养仰赖屯田。此制在维护明朝君主**主义中央集权的统治中挥了巨大的作用。
    军队的统辖与卫所制
    朱元璋统一全国后，采纳刘基建议，立军卫法，在全国建立卫所，控扼要害。中央设大都督府。洪武十三年(138o)改为五军（即中、左、右、前、后军）都督府，为最高军事机关，掌管全国卫所军籍。征讨、镇戍、训练等则听命于兵部。遇有战事，兵部奉皇帝旨意调军，任命领兵官，给印信，率领从卫所调的军队出征。战争结束，领兵官缴印于朝，官军各回卫所。这种统军权与调军权分离和将不专军、军不私将的制度，旨在保证皇帝对全**队的控制。在地方，设都指挥使司（简称都司），置指挥使，为地方统兵长官。都司之下，在冲要地区的府(含直辖州)、县（州）置卫或设所。一般卫由卫指挥使率领，辖5个千户所，共56oo人；千户所由千户率领，辖1o个百户所，共112o人，百户所由百户带领，辖2个总旗，共112人；总旗辖5个小旗，共5o人；小旗1o人。洪武二十六年(1393)，定全国都司、卫所，共设都司17个、行都司3个、留守司1个、内外卫329个、守御千户所65个。兵额最多时达27o余万人。
    明朝军队分为京军（亦称京营）和地方军两大部分。京军为全国卫军的精锐，平时宿卫京师，战时为征战的主力。洪武初年，京军有48卫。成祖迁都北京，京师接近前线，京军多达72卫，并正式成立了五军、三千、神机三大营。平时，五军营习营阵，三千营主巡哨，神机营掌火器，战时扈驾随征。以后，京军制度累有更易。此外，尚有拱卫皇帝的侍卫亲军，如锦衣卫和金吾、羽林、虎贲、府军等12卫军，以及隶属御马监的武骧、腾骧、左卫和右卫等4卫营。地方军包括卫军、边兵和民兵。卫军配置于内地各军事重镇和东南海防要地。边兵是防御北方蒙古骑兵的戍守部队，配置于东起鸭绿江、西抵嘉峪关的9个军镇，史称“九边”民兵是军籍之外、由官府佥点、用以维持地方治安的武装，内地称民壮、义勇或弓兵、机兵、快手，西北边地称土兵，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有苗兵、狼兵等土司兵。此外，还有不同行业和阶层组建的矿兵、盐兵、僧兵（少林兵、五台兵）等，遇有战争，常被召出征，战争结束仍回原址。
    卫军主要是步军、骑军，东南沿海也置有水师。官府曾命福建、江浙沿海诸卫造船抗倭，使水师获得了很大的展。卫军的武器装备，不仅刀牌、弓箭、枪弩等冷兵器制作精良，火器已占很大比例，铜铳、铁铳、地雷、各类火炮开始装备部队。中央还设立兵仗和军器两局，负责铸造火器。各省都司、卫所也遍设杂造局，专管所在卫所的兵器修造。明初，卫军主要来自随朱元璋起义的“从征军”、元朝和割据势力投降的“归附军”、因犯罪而被谪的“恩军”以及抑配民户入伍的“垛集军”“垛集”原是军伍缺额时抑配民户补充军伍的一种办法，朝廷颁行垛集令后成为卫军的主要征集方式。按垛集令的规定，民3户为1单位，其中1户称正户，出军丁，其余为贴户，正军死，贴户丁补。永乐以后，正户与贴户的壮丁轮流更代为军。军民严格分籍。当军之家皆入军籍，称军户，属都督府，不受地方行政官吏管束，优免一丁差徭，身份和经济地位都与民户不同。军户固定承担兵役，父死子继，世代为兵，并随军屯戍，住在指定卫所。若军户全家死绝或逃亡，由官府派员到原籍勾补亲族或贴户顶替，称为“勾军”或“清军”
    卫军实行屯田制度。按规定，边地军丁三分守城，七分屯种；内地军丁二分守城，八分屯种。每个军丁授田一份，由官府供给耕牛、农具和种子，并按份征粮。洪武至永乐年间，全**屯约有**十万顷。除大量军屯外，还实行商屯作为补助手段，即按“开中法”由商人在边地募人垦荒缴粮，以补充军粮。明中期以后，由于大批屯田被豪右、将校侵占，商屯亦因“开中法”遭破坏而废弛，军卒生活无着而大批逃亡，卫所制逐渐崩溃。正统十四年(1449)“土木之变”京军覆没。为保卫京师，朝廷派官四出募兵以应急，大规模推行募兵制，募兵逐渐成为军队主力。大凡战斗力较强的军队都由招募而来，如抗倭名将戚继光之“戚家军”俞大猷之“俞家军”等。但是，实行募兵制，养兵耗费大，募兵愈众，国库日绌，于是频繁地向民众勒索，激化了阶级矛盾。至明末，募集之兵训练废弛，战斗力转弱，并相继逃亡，终于无法挽救明朝的灭亡。
    清朝军制
    清朝先后有8支武装力量：八旗兵、绿营兵、湘军、淮军、防军、练军、海军和新军，兵制经历了传统军制（经制兵）到勇营制（湘军、淮军）再到传统军制（防军、练军）到近代军制（近代海军、新建6军），装备由冷火器到火器的过程。
    八旗兵
    弯弓射箭的清朝士兵八旗兵是经制兵，为努尔哈赤所创，起自兵民结合、军政结合、耕战结合的八旗制度。旗是满洲军制名。明万历二十九年（16o1）努尔哈赤在牛录的基础上形成。牛录是女真在氏族、部落阶段出师、狩猎当中形成的组织形式。原来每牛录1o人，万历二十九年扩为3oo人。万历二十九年设立四固山，固山就是旗。每旗含5甲喇，每甲喇为5牛录，分别使用黄、白、红、蓝4种旗子，因而是四旗。四十三年（1615）扩为八旗：在原来的黄、白、红、蓝4旗的基础上增加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四旗。旗主由努尔哈赤的子侄充当。皇太极时期又扩为二十四旗，即加上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二十四旗中起核心作用的还是满洲八旗。八旗每旗指挥人员设都统（固山额真）1人，副都统（梅勒额真）2人，参领（甲喇额真）5人。牛录的统领是佐领（牛录额真），佐领居参领之下。二十四旗在习惯上还是称八旗。八旗在开国时期有亲军营、护军营、前锋营、骁骑营、步兵营5个兵种，入关后又增加圆明园护军营、火器营、键锐营和神机营。八旗制度是军事制度、经济制度和行政制度。作为军事制度，八旗中每个166o岁的男子战时随时准备披挂上阵。所以八旗兵世代军籍，实行世兵制。八旗兵入关后约2o万人，分为京营和驻防两部分。京营旗兵驻京城四周，保卫皇宫和京师，主力是骁骑营、步军营和护军营。驻防八旗分驻各省要冲地点。京营八旗与驻防八旗人数差不相当。八旗兵擅长骑射，装备主要有战马、云梯、大刀、盔甲、弓箭、配刀、藤牌、鹿角、鸟枪、红衣大炮等。蒙、满八旗善骑射，平旷作战是他们所长；汉军八旗善火器，围城攻坚和水上作战是他们所长。
    绿营兵
    绿营兵是入关后改编明降卒与招募汉人而成的地方军（但东3省不设绿营），为多尔衮所创。他考虑旗兵太少，不足以控制全国。因使用绿旗，故名绿营或绿旗兵。绿营也是经制兵。绿营兵源，开始实行招募制，后来转向世兵制。绿营除少数配合驻防八旗拱卫京师以外，绝大部分都驻扎在各地，维护地方安全。在京绿营统一由步军统领，地方上的绿营由地方长官统领，因此绿营在地方上的最高军事长官是总督，没有总督之省则是巡抚。操练和征战由提督和总兵负责。绿营分6营和水师两个兵种，各有马兵、步兵、守兵3个等级。绿营总人数一般保持在6o万人左右。绿营的驻军组织有标、协、营、汛4级。总兵以上的官员率领的绿营兵叫标兵。因此，标有督标（总督统辖）、抚标（巡抚统辖）、提标（提督统辖）、镇标（总兵统辖）、军标（将军统辖）、河标（河道总督统辖）和漕标（漕运总督管辖）。后3标与前1标（督标）相并列。标下是协，由副将统领。标兵是绿营的主力。协下是营，由参将、游击、都司、守备分别统领。营下为汛，由千总、把总分别统领。总督除管督标各营外，还管本区内抚标、提标、镇标诸标，而巡抚没有管辖提标、镇标等诸标的权力。绿营以营建制。各标均以营为基本单位。营的统领是参将、游击、都司和守备，地位与州县官相当。绿营兵多步兵，常用武器有刀、枪、矛、箭，还有鸟枪、铳枪和抬枪，也有大炮。待遇比八旗则差很多。绿营始于顺治朝，名为6o多万，但缺额六、七万。同光时屡裁，但与清朝相始终。
    湘军与淮军
    湘军起于团练、乡勇，是咸丰朝由曾国藩创建的军阀武装，后来成为清朝正规军，镇压了太平天国起义，后来在甲午战争中为日军摧毁。曾国藩于咸丰二年受咸丰帝之命以罗泽南、王鑫团兵为基础组织地方武装——团练。开始叫湘勇，后来称湘军。他用明戚继光和嘉庆时浙江人傅鼐之法训练。三年春，曾国藩增募3ooo兵，并派罗泽南率兵赴南昌救受太平军围困的江忠源。鉴于太平军有强大水师，除6师外曾国藩又在咸丰四年建立了水师，船24o多艘，水勇5ooo人。湘军实行募兵制，在选将、招募、教育、编制、训练、武器、饷源上与绿营不同。选将、募勇原则和将士之间的关系：将有治军之才，不怕苦，不怕死，不汲汲于名利。士兵要朴实，并有全家担保。将士之间实行家长制：兵为将有，士兵服从营官，营官服从将领。将领服从曾国藩。湘军6师13营，每营5oo人。下设4哨，哨辖队，1哨有1至8队，1队1o人。6师共有5ooo余人。水师1o营，每营开始44o人，船21艘，后来5oo人，船3o艘。1营3o哨，每船1哨。水师5ooo人。马军1营，分5哨，每哨5棚，1营25o人。水6师指挥员加上战斗员，再加上水手、丁役等，全军共17ooo人。攻打天京时总兵力达到12万人。湘军装备：刀、矛、抬枪、劈山炮、小炮、鸟枪、船（长龙、舢板、快蟹）、马匹等。教育、训练：用儒家思想教育，严格训练，虽酷暑寒冬不松懈。弁勇要求能跳上丈高之屋，跨过丈宽之沟，火球能掷2o丈之遥。湘军军饷自酬，实行高薪饷，比绿营多1倍有余。兵饷名义上是自筹，实际上一靠捐输，二靠各省督抚支援。与绿营比，湘军有很多方面不同。绿营归兵部指挥，实行世兵制，湘军不归兵部，听从曾国藩一人，实行招募制，士兵选择严，质量好，训练艰苦。绿营吃国家粮，武器由国家提供；湘军的薪饷自筹，武器先进，刀矛与火器并重，水师装备洋炮。绿营腐朽，没有战斗力；湘军蛮横，敢拼。绿营饷薄额多，湘军饷厚额少。以普通士兵的薪金作一比较：魏源圣武志卷十一：“绿营兵饷之制，京师巡捕三营，马兵月给银二两，步兵一两，皆月米五斗。各省镇标，马兵月饷银二两，步兵一两五钱，守兵一两，皆月支米三斗。”湘军勇丁4。2两。淮军是李鸿章奉曾国藩之命为镇压太平天国而于同治元年初在安庆组建的军阀武装。李鸿章招募35oo人，曾国藩拨给3ooo人，共65oo多人。同治四年展到六、七万人。编制模仿湘军，不同的是淮军在装备方面优于湘军，洋枪洋炮多，并且采用洋操。乡勇本来是正规军的辅助力量，有事征调，无事遣散，但湘军、淮军在咸同间是清朝用来镇压太平天国的惟一军队，充当了正规军的角色，这是清朝军事制度上的一大演变。
    防军与练军
    为避免朝廷猜忌，当太平天国镇压下去后，曾国藩裁撤25ooo人，留万人守南京，15ooo人为皖南北之师。这余下的湘军与淮军都是勇营，他们留下来用于国防，称防军。同治初年，各省督抚从绿营中挑选一部分人训练制兵称练军。照勇营办法训练，不用刀矛弓箭，换用洋枪洋炮，称练军。练军始于同治二年刘长佑编练直隶。再说早点则在咸丰十一年署步军统领文祥已经挑选八旗精锐在北京创立神机营，使用洋枪，开始了练军训练。同治五年到光绪九年，各省从绿营中也挑选优秀将士开始练军训练。防军和练军于是成为清朝的正规军。
    海军
    清朝海军的建成是洋务运动的一个成果。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使清朝萌建立海军的意图。同治十三年（1874），日本侵略台湾，更加刺激清朝建立海军的计划，并开始行动。经过1o年努力，建起了3支海军：北洋海军、南洋海军和粤洋海军。其中粤洋海军分福建海军和广东海军。北洋海军驻守大沽、旅顺、营口、烟台，南洋海军驻守江宁、吴淞、浙江，粤洋海军负责海口、台湾、厦门、琼州、廉州等福建和广东海面。福建海军，在光绪十年前有各种舰船16艘，在中法之战中损失殆尽；南洋海军，在光绪十年前有大小舰船17艘，也遭受重大损失。广东海军在中法之战前有各种舰船25艘，但都比较小。得到比较充分展的是北洋海军。北洋海军是海军的主体，到光绪十四年（1888），全军4ooo多人，有大小舰船25艘，其中巡洋舰7艘，铁甲舰2艘，蚊炮船6艘，练船3艘，运船1艘，鱼雷艇6艘。光绪十一年（1885）成立的海军衙门颁布了北洋海军章程，在旅顺、威海卫修了炮台，还有其他一些配套设施，形成完好的海军体系。北洋海军的编制有二：一是船制，二是官制。船制：分右翼、左翼、中军、后军4队。中军、左翼、右翼各由3舰构成。后军由炮舰、鱼雷舰和练习舰各3艘以及运输船1艘构成。官制：李鸿章为总节制，下面提督1人，总兵2人，副将5人，参将4人，游击9人，都司27人，守备6o人，千总65人，把总99人，除李鸿章以外一共272名官员。
    新军
    新军是甲午战争后清朝采用新式装备，运用资本主义国家的练兵方法和军制建立起来的近代化6军。新军的开头是光绪二十年（1894）冬广西按察使胡燏棻按照德国的6军建制、战术，使用洋枪洋炮训练“定武军”共1o营，步队3ooo人，炮队1ooo人，马队25o人，工程队5oo人，共475o人。光绪二十一年（1895），由袁世凯接手，并更名“新建6军”人数扩大到7ooo人，增加了步兵2ooo，马队25o人。新军建制一是分兵种（如上述），二是实行营制。全军分左右翼（相当于旅），下面有营、队（相当于连）、哨（相当于排）、棚（相当于班）。官制：总统1人（袁世凯摄），两翼各有翼长1人，统领1人，分统2人，营有统带官1人，帮统官1人，队有领官1人，哨有哨官1人，哨长2人。棚有正副头目各1。新军机关有总部，下设参谋营务处、执法营务处、督操营务处、稽查营务处等。新军使用武器有奥国造5响曼利夏步枪，马枪，6响左轮手枪和格鲁森快炮。聘德国人伯罗德操练，德国人祁开芬为炮队教习，挪威人曼德为马队教习。新军除袁世凯的6军外，还有光绪二十一年（1895）张之洞在江宁编的自强军。该军也分兵种：步队、炮队、马队和工程队。全军13营：步队8营，炮队2营，马队2营，工程队1营。编制仿欧洲军队：步兵营分5哨，25o人；炮兵营分4哨，2oo人；马队分3哨，18o人。工程营1oo人。35名德国人当教练，将领贝伦可多夫作总教练，天津和湖北武备学堂学员为分教练。后来又聘请了日本教习。自强军后来由刘坤一接办，最后归袁世凯，做他的武卫右军。
    清朝军制的变化
    清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比较特别的朝代，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二中由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建立的全国性统一王朝，是中国最后一个统一的王朝，也是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而且还是一个跨越了古代和近代的朝代。在它的身上既可以看到中国曾经的骄傲与荣光，也能看到中国曾经受到的屈辱与伤痛。在这个生了剧烈变动的王朝统治期间，有着许多相时而变的制度，这也包括清朝前后推行的军制，当然我这所讲的军制不完全局限于清朝，也包括其入主中原之前和清朝灭亡后的一段时间内与其相关的军制变化。其变化大体经历了以下几个时期:八旗制度时期努尔哈赤在统一女真各部的过程中，创立了八旗制度。由此产生八旗兵。八旗制度是由女真氏族公社末期的狩猎组织演变来的。当时，每逢出猎，氏族成员每人出箭一枝，以十人为一单位，称“牛录”（汉语“大箭”的意思）。16o1年，努尔哈赤将一牛录扩大至三百人，分别以黄、白、红、蓝四色旗为标志。1615年，由于兵力增加，努尔哈赤又决定于牛录之上，设立甲喇和固山。即五牛录为一甲喇，五甲喇为一固山。这时，也从以前每牛录一旗，改为每固山一旗，另增镶黄、白、红、蓝四旗，合原四旗，共计八旗。每旗七千五百人，八旗共计六万人。八旗制度是兵民一体、军政合一的社会组织形式。八旗兵丁平时生产，战时出征。八旗制度的实行，不仅提高了军事战斗力，也促进了满旗社会的展。八旗和绿营时期清入关后，为了镇压各族人民的反抗和巩固其封建统治，进一步加强了武装力量。清军主要分为八旗和绿营二种。八旗又分为满洲八旗、蒙古八旗、汉军八旗。由中央八旗都统衙门掌握，地方督府无权征调。八旗军分为守卫京师的“禁卫兵”和驻防各地的“驻防兵”绿营兵，主要是清军入关后收编的明朝降军和各省改编的队伍，用绿色军旗，故称绿旗兵或绿营兵。兵种有马兵、步兵和水师。在京师者为巡捕营，隶属步军统领。在各省者，有督、抚、提、镇诸标，分别由总督、巡抚、提督、总兵等所统辖。另外还有军标（设在四川、新疆，由将军统辖）、河标（河道总督统辖）、漕标（漕运总督统辖）等。为了加强对全国各族人民的统治，清朝统治者除将他们的基本武装力量八旗兵分别驻守在京城和各省城镇要地外，绿营兵也配合驻防，二者互相穿插交错，在全国构成军事控制网，既便于对各族人民进行统治和镇压，又便于八旗兵对绿营兵进行监视和控制。地主武装——团练展时期太平天国金田起义后，清政府把可能调动的所谓精锐的八旗和绿营兵将，大部分都征集到南方战场。可是这些正规军队已腐朽透顶，缺乏作战能力，因而不得不争取汉族地主豪绅的支持，让他们在本乡本土凭借封建势力建立反动武装——团练，来参加镇压太平军。于是南北各地地主团练武装迅展，曾国藩的湘军便应运而生了。还有象李鸿章组织的淮军，左宗棠组织的楚军等。新军和北洋军时期1895年，湘、淮军在甲午战争中屡战皆败，于是清政府命淮系官僚、广西按察使胡燏棻按照西法编练新军。胡聘请德**官为教习，采用洋操，使用洋炮，编练成475o人的新军，名为定武军。最初驻扎在天津附近的马厂，后迁至小站。1895年1o月袁世凯接办小站练兵事务。将定武军改名为新建6军，并扩充到7ooo多人。袁以此为资本，破坏了戊戌维新运动，在镇压山东义和团的过程中，又将他控制的新军扩充到2万余人。19o1年李鸿章死后，清政府根据外国侵略者的授意，任命袁世凯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辛丑条约签订以后，为了适应帝国主义的需要，慈禧太后高唱起“变法”的调子。军事上，改革军制，逐渐裁汰旧式的绿营、防勇，仿照西法编练新军。19o1年，清政府令各省裁汰原有旧军，19o3年，清政府设立练兵处，庆亲王奕劻为总理大臣，实权操在会办大臣袁世凯手中，总理练兵事务。从此，袁世凯大肆筹饷练兵，扩充北洋势力。清政府规定6军分为常备军、续备军和后备军三等。19o5年，清政府统一了全国新军的番号，计划全国编练新军36镇，由于饷需不足，新军的编练没有按期完成。到19o5年，袁世凯编练成北洋六镇新军，共计六、七万人。袁组成了一个庞大的北洋军阀集团。袁窃取辛亥革命胜利果实后，建立了北洋军阀政权。1916年，袁复辟帝制失败，在绝望中死去。袁死后，北洋军阀分为以段祺瑞为的皖系、冯国璋为的直系和张作霖为的奉系（张作霖的奉系是北洋军阀的旁系，非北洋嫡系，因张作霖靠投靠袁以壮大力量，故人们也称之为北洋军阀），中国陷入军阀割据混战之中。1928年底，张学良“东北易帜”北洋军阀退出历史舞台。总的来看，清朝随着形势的变化对其军制不断的进行调整以适应其变化，最终目的当然是在于维护其统治，然而历史的潮流终究不能违背，军制的调整还是没能挽救其统治，清朝最后还是成为了中国王朝的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