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秘书微笑点头，边开抽屉边看着他笑问，“你就是那个贺远？你是北方人嘛！”
    “河北廊坊。”
    “难怪，果然是长得高大些。”秘书说着，递给他一个黑皮证件。
    贺远接过来看了看，见这证件也没什么特别的，就是盖着中统印章，上面写的也很简单，“中统 特派 工作证”。
    那秘书看他满脸失望的样子，解释说，“你可别小看了这张证件，黑皮是我们中统第二高的级别，仅次于金皮证件。上面有陈长官的亲笔签名。”
    这么一说，贺远就豁然开朗了。原来是仅次于金皮的证件，那金皮证件应该就是二陈这种级别才用的吧，自己有了这黑皮证件，是不是就整个国府来去自由。
    心情一好，嘴就把不住门了，“你这位小姐姐可真漂亮！看到你我这一天都会很顺利。”
    女秘书各种人等见得多了，对贺远这话还是爱听，对着他嫣然一笑。
    回到站里，余鸣海第一时间来问情况。
    贺远实话实说，“陈长官说知道中统内部有猫腻，所以叫我这个外人插手，可以不讲情面，查清这件事。”
    “那你就暂停一切其他任务，专心搞这件事。包括日谍案，全停！”
    “可是余站长，我对人命案根本没把握啊，这事儿应该找警察局......”
    “呵呵，贺远，你就别谦逊了。陈长官慧眼识人，他能亲自安排这件事情，说明你肯定能行，放心大胆干吧。”
    贺远无奈的点点头，陈立夫和余鸣海，一强硬一柔软，生生把这事儿塞到自己手里，只能硬着头皮上了。
    既然陈立夫说了会鼎力支持，他也不客气了，打电话让中统和警察局，以及警备司令部把手头有的所有线索，都给自己送过来。
    然后来找安幼贞，想找她聊聊，找个解开线索的绳头。
    “如您所知，必须开始活动了。但我感到很棘手。”
    贺远将一根“红锡包”烟衔到嘴上点燃。
    安幼贞皱眉沉默，帮他想办法。
    与此同时，华夏的另一个城市，上海。
    山城一郎坐在一间咖啡馆里，也在想着类似的事情。
    山城一郎三十七八岁年纪，穿着华夏人的衣服，说着华夏语，人却是地道的日本人。
    他就是五金铺子中的金币，他的上线是军部高层，代号钻石，是不可能亲自下场出任务的。所以他就是五金铺子中层级最高的间谍了。
    今天，在华日谍又受到重大打击，唐绍仪被杀。
    不过这件事山城一郎倒是不太在意，因为不在他的职责范围内。
    与他有关的，是他刚接到的一则消息，银针也在重庆被捕了。
    铁钉，铜板，银针，金币，是日本谍报机构安插在华夏的一条重要辅线，其中铁钉，铜板，银针都在陪都重庆，金币自己在上海，既能遥控指挥，又能自己单独做事。
    但是截至今天，其他三人全部落网。其中铜板据说还被军统活活打死，这件事真的叫山城一郎十分堵心。
    为了对抗重庆常凯申国党的特务组织，蓝衣社、 cc 团、三民主义青年团等行之有效的特务组织，日本人组织了由华夏人组成的特务工作机关。
    重庆方面的特务工作，特别是对日本要人实行的恐怖手段，使得日本方面颇伤脑筋。
    这恐怖手段不仅对亲日派要人，而且也波及到租界的职员、日本军将士以及一般日本侨民，现已有一百多人丧命。
    其实这时军统局和中统局都已建立，但是日本人打了多年交道的不是这两个名字。他们还是习惯性地把军统叫做蓝衣社或者力行社，把中统叫做cc团，或者三民主义青年团。
    而这两个组织发动的追剿日谍行动，就被日谍称为“恐怖主义行为”。
    真是双标的很。
    特务工作的必要条件，首先是对作为活动舞台的当地有紧密的联系，熟知当地的语言、习惯和风俗，和当地人有密切的关系。
    从这个意义出发，山城一郎觉得，以华夏大陆为舞台，华夏特务比日本特务更处于优越的地位，这是显而易见的。
    日本方面已经落后了一步。为了对抗重庆的特务工作，有必要改变目前的战略。日本方面绞尽脑 汁，打出了“76号”这着棋子。当然此时这个机构还没有改名，暂时就叫上海特工部。
    —一以毒攻毒。
    这一构想的基础就在于此。那就是用金钱雇佣华夏人，让他们去对抗重庆特务，这是不得已而为 之的非常手段。
    昭和十三年(1938)七月，日本军部拨出了一笔一千万日元的破格预算，成立了特务机关。由刚从第14师团调到参谋本部的土肥原贤二担任特务机关长，名之目“土肥原机关”。机关本部设在公共租界通称新公园附近的重光堂。
    在上海本部工作的有柴山兼四郎大佐、晴气庆胤少佐、香川义雄少佐，在华北工作的有大迫通贞少将，在华中、华南工作的有和知鹰二大佐，各自主持着当地特务工作。
    上肥原机关目光瞄准隐居上海的在野大政治家唐绍仪。由唐绍仪出面，联合日系军阀吴佩孚，在日本占领区建立亲日的中央政府。
    然而，就在今天，唐绍仪在法租界住宅里被蓝衣社暗杀。
    日本军部的这一构想受到了挫折。
    上肥原贤二中将的当务之急是如何有效地对付重庆的特务。
    昭和十四年(1939)二月上旬，日本大使馆的清水书记官带了两个华夏人来到重光堂特务机关本 部。此二人都是固民党党员，熟知重庆特务的内幕。
    两人建议：“为了对抗重庆的恐怖主义，我们有必要建立特务组织。如有日本军的援助，我们可以组织特工人员。”
    土肥原将这一建议报告大本营。堪称陆军内部的华夏通、陆军省军务局军务课长影佐祯昭大佐积极地赞成并采纳这一建议。
    由这两个国党党员担任特务机关的首领。一个是国党特务的最高组织——“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 (军统)原第三处处长丁墨邨，也就是徐业道的前任。
    另一个是黑社会的头目李士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