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1)
    十月的夜晚凉阴阴的，空气很爽透。多鹤拿着久美的信，坐在阳台上。久美也没有一个亲人，久美要多鹤做她的亲人。多鹤又给了她一次生命，原本就是她的亲人——久美在信里这样写。久美、久美，是圆脸盘还是椭圆脸？她是在病得没了原样的时候和多鹤结识的。真是大意啊，久美应该寄上一张照片，让多鹤想到久美时，脑子里不完全是一团模糊。久美告诉多鹤，她和大逃亡的残留人员到达大连时，三千多的逃亡队伍只剩下了几百人。成年人等在集中营里，不久一场流行伤寒使他们再次减员。久美与四百多个儿童乘船去了韩国，又转道回到了日本。船上病死的儿童很多，她是幸存者之一。她在孤儿院里长到六七岁时，就立志要学医。十五岁进了护校，十八岁成了一名护士。听说田中要访问中国，她把自己的经历写下来，寄给了首相，结果她竟然被选中成为随行护士之一。
    来到中国的第一天，久美就把她写给中国政府的信请田中首相交给了翻译。久美给多鹤写的这封长达五页的信上说，她但愿多鹤活着。多鹤是个吉祥的名字，成千上万的纸鹤祝愿她早日回到家乡。代浪村的另一半在日本。
    省民政厅的干部说，久美的信先是让中央批到了黑龙江省民政局。民政局头疼了，这么大的省去哪里找一个几十年前就不知死活的日本女子？信在文件柜里躺了一年多，打听出一九四五年确实有一批卖到中国人家当媳妇的日本女孩。一个个地找，查出来她们都在哪里落了户，又从哪里搬到了哪里。所有的日本女子都找到了，就是没有叫竹内多鹤的。到了第三年，才查到曾经住在安坪镇的张站长。又过了一年，久美的信开始南下。过黄河，过长江，信落到多鹤手里时，已经四年过去了。
    收到久美第二封信地时候，省民政厅的干部又来了。多鹤需要填写各种表格。表格中最难填写的是某年某月某日，在哪里，做什么。谁证明。小环和两个男孩围在十瓦的灯光下。替多鹤一栏一栏地填写。男孩们才二十岁，手指却微微哆嗦。填错一个字，表格就废了。
    从填表到多鹤收到护照只花了三个月时间。省民政厅没有办过这样大的案例：田中角荣首相的护士亲自出钱资助，不断来信催问此事。
    最后一次，是居委会的五个女干部们一块到张家来的。她们说省民政厅把电话打到了居委会，请她们负责把多鹤送上去北京地飞机。多鹤在北京将由另一个人接应，然后送上去东京的飞机。小环对她们说不用了，心领了，女干部们对多鹤从来没负任何责任。最后几天，也让多鹤把那种没人对她负责的自在日子过完。
    张家的两个男孩一个大人对多鹤都不知该拿什么态度了，他们发现无论什么态度都挺笨拙。小环在她身边坐坐、站站，但她发现自己有点多余，多鹤心里已经是用日本话在想心思了。所以她又讪讪地走开，让多鹤独自待着。没过一会儿小环又觉得不妥，她是家里的一口人，出那么远的门。也不知会走多久。怎么能不在最后的时间陪陪她？就是什么也不说地陪伴。也好啊。小环又走到多鹤身边，她脑子里尽走日本字就让它走去，她反正想陪陪她。很快小环发现，她是在让多鹤陪自己。
    这么几十年，是好好陪伴，还是吵着打着陪伴，总之有好气没好气都陪伴惯了。
    小环替多鹤赶做了两套衣服：一套蓝色春秋装，一套灰色十部装。现在的涤纶卡其不用浆也不用熨。笔直地裤线跟你一一辈子。
    他们一直等待赵司务长的消息。他去安排一次探监，本来说这两天一定回信，可一直到多鹤离开的那天，赵司务长才把电话打到居委会。最近跑了两个犯人，手眼通天的他也无法安排这次探监了。
    多鹤对小环和两个男孩子说，她同日本看看，也许很快就同来。
    多鹤在五年半之后才又回到这座已经破败不堪’的家属楼。她听说张俭在劳改农场病得很重，释放以后已经丧失了独立生活地能力。
    从南京来的火车停下。小环从一群灰暗的乘客中马上辨认出多鹤。多鹤早就挤到了火车门口。车刹稳后第一个跳下来
    一身浅米黄的西服裙里套了一件白色纱衬衫，在领口系了个结。脸比走地时候窄，皮肤却珠圆玉润，眼睛、嘴唇点了点彩。她脚上的一双白色半高跟鞋让她走路不太得劲，小环记得多鹤没有这样大的脚。她的头发没变，齐到耳根下，但洗头的东西肯定不是火碱了，所以显得柔软，亮得惊人。竹内多鹤本来面目就该这样。几十年里，宽大的帆布工作服、打补丁的衣裤、单调的格格、条条、点点地衬衫，让水和太阳把单调的色彩也漂去——这一切就是一大圈冤枉路，没必要却无奈地绕过来，现在的多鹤跟几十年前的多鹤叠合在一块，让小环看到那绕出去的几十年多么无谓，多么容易被勾销。
    多鹤上来就抱住小环。那打打吵吵的陪伴毕竟也是陪伴。小环有多么想念这陪伴，也只有小环自己清楚。多鹤的行李很多，列车停靠的七分钟仅仅够她搬下这些行李。她们拖着大包小包往站外走时，多鹤嘴不停地说，声音比过去高了个调，中国话讲得又快又马虎。
    张俭一听见邻居们大声叫“他小姨回来了”就从床上起来了。他已早早换了新衬衫，是小环给他做地，白色府绸，印淡灰细图案，仔细看看是些小飞机。小环给他穿上时他抗议过，说这一定是男儿童地布料。小环却说，谁会把鼻尖凑上去看，套上毛背心。就要它一个领子两条袖子，小飞机就小飞机呗。他随小环摆布，因为他没力气摆布自己，也因为他没有信心摆布自己。在劳改营关了那么多年，外面是个人就比自己时尚。在多鹤走到家门口时，他突然想找块镜子照照。不过家里只有小环有面小镜子，随身带在包里。随着邻居们的问候声地接近，他抓起靠在床边的拐杖。努力要把下面的几步路走得硬朗些。
    进来地女人有股香水味。牙真白。多鹤有这样一口白牙吗？别是假的——人，或者牙。一个外宾。东洋女子。张俭觉得自己的脸一定是古怪之极，表情是在各种表情之间，情绪是在喜、怒、哀、乐之间，所有肌肉都是既没伸也投缩，也是中间状态。
    多鹤掩饰不了她有多吃惊。这个黑瘦老头子就是她每晚九点(在日本是十点)专心想着，自认为想着想着就看见了的男人？
    小环叫多鹤别站着，坐呀！坐下再换鞋！她还说大孩这就要回来了。今天他特意请假，没去厂子上班！
    张俭想他一定也该对多鹤说了一两句寒暄的话，路上辛苦之类。她鞠躬鞠那么深，光是这鞠躬已经把她自己弄成了陌生人。她也一定问了他的身体，病情。因为他听小环在回答，说该查的都查了，也没查出什么，就是吃不了饭。瞧他瘦的！
    多鹤突然伸出手。把张俭因瘦而显得格外大地手握住，把脸靠在那手上，呜呜地哭起来。张俭原以为还要再花三十几年才能把这陌生去掉，现在发现他和她隔着这层陌生已经熟悉、亲密起来。
    小环进来，两手端两杯茶，看着他们，眼泪也流出来。一会儿，两个茶杯盏就在茶杯上“叮叮叮”地哆嗦。她端着“叮叮”打颤的杯子赶紧退出去。用脚把门钩住，替他们掩上。
    大孩回来的时候，一家人已经洗了泪水，开始看多鹤陈列她的礼物了。多鹤换了一套短和服，脚上的拖鞋是日本带回来的。她带来的礼物从吃的到用地，人人有份，包括远在东北的丫头，以及丫头的丈夫、孩子。最让全家人兴奋的是一台半导体电视机。比一本杂志还小。
    她又拿出一个录音机。说二孩喜欢拉胡琴，这台录音机可以让他听胡琴曲子。这时大家才告诉她。二孩在家里无所事事近两年，突然想到给原先军管这城市的师长夫人写信。师长夫人曾许诺帮他忙。夫人竟然没忘记他，给二孩办成了入伍手续，让二孩到军部歌舞团拉二胡去了。
    多鹤看见穿了军装地二孩的照片，跟大家说三个孩子里，二孩的样子最像她自己，尤其他大笑的时候。可惜二孩笑得太少，没几个人记得起二孩大笑地样子。
    多鹤给二孩买的衣服也就归了大孩。这样大孩有春夏秋冬的衣服各两套，一模一样的两套。多鹤心里记着他的身高，宽窄竟一寸不差，大孩一件件试穿后，总是走到多鹤面前，让她抻抻这里、拉拉那里。
    小环突然“扑哧”一声笑了，都不知她笑什么，一块儿抬起头看她。
    “小兔崽子！日本人碰过的东西，你不是不要吗？”小环笑着指点着张铁。
    张铁马上赖唧唧地笑了。眼下的场合，它也就是一句笑话。亲人和亲人间，不打不成交，打是疼骂是爱，事后把一切当成笑话，和解多么省事。满世界贴父亲大字报，揭发老子在家藏金砖、藏发报机的孩子们现在不又是老子地儿子了吗？张铁身上那一半来自多鹤的血液注定了他跟多鹤只能这样稀里糊涂地和解。
    晚饭时多鹤说起久美的好处。一切都得靠久美。回到日本的多鹤成了个半残废，连城里人现在的日本话都听不懂。不懂的事情很多：投钱币洗衣服的机器，清扫地面的机器，卖车票地机器，卖饭和饮料地机器久美得一样一样教她。有时得教好几遍。常常是在这里教会了，换个地方，机器又不同前一种，学会的又白学了。没有久美她哪里也不去，商店也不敢进。不进商店还有其他原因，她没什么需要买地，她的衣服、鞋子、用品都是捡久美的。捡不要钱的衣裳鞋子可美了。幸亏久美只比她高半头，衣服都能凑合穿，要是比她高一个头，衣服改起来有多麻烦！更万幸的是，久美的脚比她大两号，鞋尖里塞上棉花凑合穿，挺好，要是久美的脚比她小，就该她遭老罪了。
    大家发现多鹤满嘴都是小环的语言，左一个右一个“凑合”动不动就“可美了”“遭老罪”
    多鹤还像从前那样刷锅洗碗。一面刷一面跟小环说，水泥池子太不卫生，沾了污垢容易蒙混过去，要把池子贴上白瓷砖才行。贴就索性把厨房都贴了，中国人炒菜太油，瓷砖上沾了油容易擦。她清洗完厨房的每一条墙缝，回到屋里，四下打量。小环心里直发虚：一个日本“爱委会”的检查员来了，她还想得什么好评语？多鹤却没评说什么，皱皱眉，放弃了。多鹤从小皮包里拿出一摞十块钱钞票，交给小环，要她明天就去买贴池子的瓷砖。
    小环一躲，说：“哎，怎么能拿你的钱？”
    多鹤便把钱塞给张铁，让他去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