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 作者:孙皓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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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块之间争夺激烈，导致赵国君主直领的土地、人口、军力相对弱化，国家整体力量分散于贵族封地，不能凝聚为一。反映于国家权力架构，是赵国的君主权力受到多方面掣肘，无法形成强有力的高层轴心集团。同时，潜在的政变危机时时都有爆发的可能，赵国政权一直呈现出不稳定状态。

    赵国外患的基本情形，是四个方向的夹击。第一是迅速强大的秦国威胁；第二是好战邻邦中山国的腹地威胁；第三是整个北方的林胡、楼烦、匈奴等游牧族群的强大威胁；第四是北部邻邦燕国时不时发动的战争威胁；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不确定威胁，就是魏赵韩三晋集团之间，自魏惠王时期开始公开冲突，时不时就会有相互攻伐。可以说，赵国是当时最为典型的四战之国——威胁多发，没有一面稳定的安全地带。

    武灵王赵雍即位之时，赵国的内忧外患已经达到了空前严重的程度。赵国的君主权力不稳定，赵国的土地正在日渐缩小，人口正在日渐减少。赵国若不思变革，肯定没有出路。但是，当时的赵国新君与大臣，对赵国的内外困境还都没有清醒的认识。赵雍即位初期就遭遇了失败。

    公元前326年，赵肃侯病逝，尚未到加冠之年的赵雍登上了赵国君主之位。

    肃侯赵语，是赵国历史上比较有为的君主之一。他在临终之前为了保持赵国稳定，在身后设立了一个7人摄政机构，以丞相阳文君为首，下设博闻师3人、左右司过3人，在一定时段内实行摄政权。也就是说，年轻的赵雍虽然是国君，但却没有政令权。根据赵国史专家沈长云等对《史记》的考证判定：赵雍亲政，在即位3年之后。

    据此判定，即位时的赵雍，年龄应当在18岁上下；亲政时的年龄，应该在21岁上下。赵雍亲政后的第一个姿态，就是尊崇实力老臣，对国中三位80岁以上的元老，实行每月拜望致礼，而标志事件，是提高了正当盛年的实力大臣肥义的实际待遇，并向肥义请教政事。由此，赵雍开始了执政初期很有勇气的一连串作为，要为赵国困境打开局面。

    可是，近二十年的努力，赵雍的梦想却屡屡破灭。

    其一，赵雍亲政当年（前323年），立即响应魏国倡议，参与了“五国相王”会盟。其实际意义，就是魏、赵、韩、燕、中山五国，相互承认对方君主称王，承认对方为王国。早已称王但却呈现衰落之势的魏国，所以发动此次会盟，其目的是成为五国轴心，借以与秦、齐、楚三大国平衡。从赵国方面看，赵雍所以欣然会盟，首先是自认赵国已经是实力大国，可以由此顺理成章地称王，从而提高赵国的天下地位。后来的事实迅速证明，这一场徒有虚名的邦交盟约，因为与合纵抗秦的整体战略格格不入，引起齐国的强烈不满与干预，不仅没有给五国的任何一国带来好处，反而引起了诸多实际麻烦，很快就宣告流产了。

    其二，赵武灵王四年，也就是亲政第二年，娶韩国公主为妻，主动与韩国修好结盟。这件事，表明了赵雍要在中原组建赵国实力集团的强烈愿望。但是，韩国太弱，在战国邦交中又素来摇摆不定，几乎对赵国没有起到相互援助的作用。

    其三，赵武灵王八年，赵国出兵与魏、楚、燕、韩组成五国联军，发动攻秦战争。可是，却在战场遭到了重大失败。由此，赵雍深感耻辱，宣布不再参与“五国相王”会盟，也断然取消了自己的王号，下令赵国臣民称自己为“君”。按照当时残存的诸侯名义等级，各国君主的名号主要是王、公、侯、君四等。“君”的名号，通常是百里之内的最小诸侯，譬如战国末期的安陵君，大约只有50里封地。赵雍下令称“君”，实际是将自己的名号贬到了最低等。当时，赵雍有一句著名话语：“无其实，敢处其名乎！”

    其四，赵武灵王九年，赵国与魏、韩组成三国盟军攻秦，再次遭遇重大失败，赵国战死将士多达八万。同年，赵国、魏国又与齐国发生战事，在观泽地带被齐军击败。

    其五，赵武灵王十年，秦军攻赵，夺取中都、西阳、安邑。

    其六，赵武灵王十一年，秦军再度攻赵，击败赵国将军英的军队。

    其七，赵武灵王十二年，中山国攻赵，败赵军于长子地带。

    其八，赵武灵王十三年，秦军三度攻赵，夺取蔺地（今山西离石西），俘虏将军赵庄。

    其九，赵武灵王十六年，开始深入草原游牧族群与中山国边境地带，秘密踏勘两年。

    其十，赵武灵王十九年，反击中山国，夺取房子地带（今河北赵州），取得小战胜利。

    总体上说，赵雍在即位之后的19年里，也就是亲政的16年里，赵国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军事与邦交两方面的连续失败。虽然，其间也有几次像样的邦交周旋，譬如对严重内乱之后的燕国新君（燕昭王）即位的支持，对秦国公子稷（秦昭王）从燕国返回秦国的支持等。但是，从总格局上看，赵雍执政的前19年里，赵国屡战屡败，无论是国家实力，还是邦交声望，都已经只能与燕国、韩国同处第三集团了。正是这种谷底困境，激发了赵雍决然变法的雄心。

    2　赵国高层的变法大论战

    赵国变法国策的确立，几与秦国如出一辙，历经了艰难而激烈的论争。

    在《战国策》与《史记》中，都较为详尽地记载了赵国发动变法时的激烈论争。其基本方面与秦国发动变法时相同，都是究竟要不要变法。但是，赵国的论争又有自己的特殊方面，这就是从围绕是否改变传统服装为切入，引起关于国家发展、文明存亡的深刻争论。在中国古典文明史上，对服饰制度与民风民俗的变革进行如此深刻的争论，是史无前例的。

    让我们来看看赵国发动变法的历史脉络，听听赵国上层的深刻论争。

    公元前307年春，赵雍秘密视察赵国北方的代郡，召见大将楼缓，第一次秘密商议变法。赵雍的基本想法是，赵国早期所以壮大，正在于“因世求变”的进取性。如今，赵国要避免“无强兵，亡社稷”的艰危之局，就必须推行胡服。赵雍的“欲胡服”，其实际所指就是军事变革，仿效胡人，创建赵国剽悍灵动的轻骑兵队伍。

    赵雍的想法，得到了楼缓的坚定支持。

    回到邯郸，赵雍立即召见实力大臣肥义秘密商议。这次，赵雍更为深入地说明了赵国的危机，第一次明确提出了“胡服骑射”的变法主张，也说出了自己对世族反对的担心。肥义的态度，一是鲜明支持，二是激励赵雍打消疑虑。肥义用历代圣王的变革业绩，说明变法的必要性，其基本思想与商鞅支持秦孝公变法完全一致。这一事实说明，赵国发动变法的思想基础，受到了秦国变法的深刻影响。

    在楼缓、肥义的坚定支持下，赵雍作出了第一个惊人决定——亲自改穿胡服，以胡服之身主持召开朝会。事先，赵雍将这一决定告知了最有实力的世族大臣——自己的叔父公子成，也就是赵成。赵雍的告知方法，是书信说明理由，实则是劝告与试探。赵雍的书信阐发了三点希望与理由：其一，希望赵成能在朝会上改穿胡服；其二，希望赵成不以家族长辈态度对待胡服之变，而能以国家大局为重，遵从“古今之公行”，率先响应胡服改制，使国家能做到“行政先信于贵”；其三，说明胡服改制的目的不是“养欲乐志”，而是“利国强兵”，恳切希望赵成辅助自己，以成胡服之功。

    赵成的回复书简，却是明确反对的，也是三点：其一，老臣有病，不能参与朝会，也无法改穿胡服；其二，“中国”是文明仁义之邦，是四方蛮夷效法的楷模，今赵王舍中国文明而仿效蛮夷，是“变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不能学；其三，赵王想背离中国文明，要慎重考虑。

    赵成的反对，不是一个人的反对。赵成的威胁，也不是一个人的威胁。

    赵雍并没有知难而退，反倒是勇敢地走进了赵成府邸。

    这次君臣对话，赵雍以商鞅变法的基本理念为基础，论说了历代风俗服饰变异带来的利国利民的好处。更重要的，是赵雍这次详实论说了赵国的四面危机，点出了一个要害事实：赵国东面与齐国、中山国共同濒临几条大河，但却没有水上交通，没有水军；赵国胡患严重，却没有强大的骑兵；没有水军，不能保证水域居民的生产；没有强大骑兵，不能抵御胡患，也无法拓展中原。如果赵国不思变革，不建立水军与骑兵，一定无法洗雪赵国几代人的耻辱。在这一番痛彻分析的基础上，赵雍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依从古老传统与忽视国耻，厌恶变服之名与忘记国仇，究竟哪个更为根本？

    这次，在强大的国家存亡压力下，赵成屈服了，答应追随赵雍的胡服改制。

    于是，赵雍在第二天立即举行了“胡服朝会”，向全国臣民发出了“胡服令”。

    但是，事情并没有就此完结。一大批世族大臣在“胡服令”发出之后，还是来阻止赵雍，劝谏取消胡服改制，理由自然是“敬天法祖，如故法便”的一套。赵雍没有客气，结结实实地对这批世族老臣一番训诫。这次，赵雍有了更进一步的深刻说法——

    反古未可非，而循礼未足多也！且服奇者志淫，则是邹、鲁无奇行也；俗辟者民易，则是吴、越无秀士也。且圣人利身谓之服，便事谓之礼。夫进退之节，衣服之制者，所以齐常民也，非所以论贤者也。故齐民与俗流，贤者与变俱。故谚曰：“以书御者，不尽马之情；以古制今者，不达事之变。”循法之功，不足以高世；法古之学，不足以制今。子不及也！

    赵雍发出了最后警告——你等不要再反对胡服改制了！

    老世族们终于沉默了。胡服骑射在赵国全面推行了。

    3　军制改革：赵国变法的核心点

    赵雍发动的空前大变法，是以军事改革为突破点的。

    胡服骑射的实际目标，是创建剽悍强劲的骑兵，是全面推行新军制。与此同时，推行政治经济方面的相应变革，而不是停留在“服饰变易”的表层上。就变法的战略而言，军事改革既是突破点，也是核心点。军事改革不成功，连带进行的全面改革也必然失败。军事改革若一举成功，则既能为全面改革创造安定的社会条件，又能有效消除全面改革的阻力。

    在军事改革中，军制变革是最大难点。成功的军事改革，其第一要素就是军制改革。军制要改革，旧的队伍就要被打散，旧的军事地盘也要被重新改组，旧军队与封地旧领主的依附关系更要被废除。还有兵员征召的改变，训练方式的改变，后勤支援的改变等全面变革。总之，面对军制改革，军界巨头们的反对声音是很鲜明的。

    据《战国策·赵策二》记载，赵雍下令，取消赵国北部原阳城旧有的步兵编制，将原阳建立为新骑兵的训练基地，创建强大的骑兵部队。原阳大将牛赞却坚决反对，理由是两大方面。

    其一，“国有固籍，兵有常经。变籍则乱，失经则弱。今王破原阳，以为骑邑，是变籍而弃经也！”牛赞这第一条反对意见，就直指军队与封地领主附属关系这一根本问题。所谓“国有固籍，兵有常经”，其实际意思就是说，国人有固定的户籍地，兵员有经常的来源地，这些法度传统是不能变的。

    其二，牛赞从兵士作战的实际方面提出反对，认为固有兵器战士熟悉，才能勇敢作战；传统军制实行日久，很难改变；放弃成型的军制，熟悉的兵器，会“损君弱国”。最后，牛赞的结论是，“今王破卒散兵，以奉骑射，臣恐其攻获之利，不如所失之费也！”也就是说，废除了旧编制，解散了旧军队，只怕带来的作战利益，远不如流失的利益大。显然，这已经带有隐隐的威胁意味了。

    面对旧军界巨头的阻拦，赵雍的回答也是两个方面。

    其一，变法是硬道理，军制一定要变。注重时俗，但不为时俗所制；建立军队，但不能被军队所制。赵雍的实质意思就是，国家不能受制于旧观念，更不能受制于旧军队，该变就要变！显然，这是不受任何威胁的明确表态。

    其二，一切具体制度都得服从潮流，一切军制都得服从战争，该变的都得变。赵雍严厉批评了牛赞，说他就知道官府之籍，器械之利，兵甲之用，但却不知道阴阳之宜！“兵不当于用，何兵之不可易！教不便于事，何俗之不可变！”赵雍明确告知牛赞，今天以旧制扰乱军制变法，这不是你牛赞能承担的损失！

    在赵雍鲜明果敢的压力下，旧军界的巨头们终于勉强改变了立场。

    当时，改革军制的最基本问题，是军队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国家化。战国之世，保留封地制的各个国家，军队组建的基本路径都是以封地领主的人口、财力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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