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 作者:孙皓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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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种种掣肘。一举两得，显示了秦献公作为政治家出色的应变才能。

    其三，秦献公七年，“初行为市”。这是秦国在秦简公时期的“初租禾”之后，推行的第二次经济变革。不过，三十年前的“初租禾”，是对农耕人口的减税政策。这次的“初行为市”，却是秦国的第一次商业改革。

    在整个春秋时代，以管仲在齐国的商业改革为先导，东方诸侯国大体都已经先后完成了商业的私营化。也就是说，东方诸侯国大体都实现了官营商业与私营商业并举的商品贸易形态。只有秦国，还处于相对的经济封闭状态，还相对完整地保留着官营市场制度，规模很小的商品市场仍然由官府统一经营。

    所谓“初行为市”，就是第一次打破了商品市场的国营垄断制度，开放商旅，开放市场，既允许外邦私营商人进入秦国市场经营，也允许本国庶民经营商品交易，以私商身份进入市场。这样，既往由官府垄断的“官市”，就不再是惟一的市场形式了。

    上述新政举措，无疑凝聚了秦国族群，扭转了秦国物资严重匮乏的状态，使秦国的政治、经济有了新的生机，国人士气也很快蓬勃了起来。

    在魏国，则由于魏武侯病逝，魏惠王即位，魏国内外政策发生了另一种变化。

    魏国新君魏惠王，是战国时代在位最长的君主之一。纵观其一生，魏国由盛转衰的要害转折，全部发生在魏惠王执政的51年之内。这个人物，除了夺取最高政权时期在内战中短暂的英雄时段之外，从一开始执掌最高权力，魏惠王就暴露出志大才疏、外宽内狭、虚荣心极强又刚愎自用的缺陷。

    魏武侯死后的第一个变化，就是魏惠王在事实上放弃了魏文侯、魏武侯两代所坚持的连续进攻河西高原，并蚕食秦国关中，最终吞灭秦国的战略。魏惠王认定的急务是什么呢？首先，是报复赵韩两国曾经支持自己政敌的积怨；其次，是东方霸权。如果说魏惠王君臣还有战略的话，那么战略就是两个方面：一是对赵韩发动挑衅战争，以实现报复愿望；二是对东方其他国家作战，以争夺天下丰腴之地。对秦国的战争，魏惠王在事实上已经大大淡化了，至少，已经将对秦战争置于次要的位置了。

    魏武侯死后的第二个变化，就是魏惠王开始了率先破坏三晋国家集团传统的同盟关系，实际搁置了对秦战事，首先发起了对韩国的攻势。从此，魏赵韩三国进入了长期的相互攻伐，天下最强大的轴心集团不复存在。

    可以说，假如没有这样一个魏国君主的出现，假如魏国的对秦战略没有发生改变，秦献公时期的对魏国战争肯定不会取得哪怕一次的胜利。即或延续到后来，秦孝公初期力图避战的种种妥协与邦交周旋，也同样是都是无济于事的。

    历史不能假设，魏国偏偏就出了一个魏惠王，魏国的战略偏偏就改变了。

    这就是历史的偶然性——大国对峙的夹缝，变成了敌对国家崛起的历史机遇。

    （2）秦献公发动的狂热的对魏国的复仇战争

    魏韩战端一开，秦献公立即对魏国展开了大举反攻。

    秦献公二十一年（公元前364年），魏惠王六年，秦国数十万大军突破了魏军的秦东防线，一直将魏军压迫到石门战场决战。石门，在今日山西运城西南地带，已经很接近当时的魏国都城安邑了。是役，秦献公亲率秦军大破魏军，仅斩首就达六万之众。在魏国突然面临危机的时刻，赵国出兵救援，秦军才撤兵西归了。这是进入战国之世后，秦国对东方的第一次大胜利。当时，仍然保持着天子名义的周王室都被惊动了，周天子以对待地区诸侯首领的礼节，派出了特使，向秦献公颁赐了一件华丽精美的战袍，表示了祝贺。

    次年，秦献公又亲率大军，大举进攻魏军在黄河西岸修建的军事重镇少梁邑，也就是今日陕西韩城地带。此战对魏国压迫极大。紧急时刻又是赵国救援魏军，秦军再度撤退了。

    第三年，秦献公第三次亲率大军，再度大举进攻魏军占据的少梁邑。是役，秦军一度大破魏军，俘获了魏军统帅公叔痤。可是，秦献公也在这次大战中身负重伤，救治无效，当年便死了。应该说，这是一场没有胜负的战争，从根本方面说，秦国损失更为惨重。

    此时，秦献公的次子嬴渠梁即位，这就是历史上的秦孝公。

    （3）少梁之战后，秦国陷入了严重困境

    虽然，三次大战都获得了胜利。但是，对于国土相对狭小、人口相对稀少、经济规模也很小、农工商生产水平又很落后的秦国而言，这种不间断的进攻战，事实上是一场竭泽而渔的战争。魏国则不然，土地广阔，经济发达，财富雄厚，兵员基础广泛，军队装备精良，即或连续三次败于秦军，依然有着广阔的回旋余地，丝毫未见捉襟见肘之困境。

    秦国陷入了困境，秦孝公也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一困境。

    这是被秦孝公执政后的实际作为所证明了的——秦孝公元年，秦国又在陇西地带对西豲打了一仗。事实上，这是安定后方的一仗。此后八年，秦国再未对魏国开战。

    奇怪的是，魏国连遭三次进攻，居然一直没有对秦国展开报复作战。这种令人迷惑的停战，一直延续到魏惠王二十年的魏军反攻定阳为止。定阳，就是今日陕北高原的延安地带。在战国时代，这是不可想像的异常停战。尤其是魏惠王，报复心极强，居然对一个显然弱小的敌人容忍了下来，实在是一个非同寻常的谜团。

    虽然史料中没有关于这段谜团期的原因记载，但是，合理的战国历史逻辑还是有的。依据这一逻辑推定，只有一种可能：新君秦孝公全力周旋邦交，向魏国妥协割地，从而避免了魏国大规模的报复战争。秦国做了哪些妥协，也是一个谜团。依据中国史书纪事的传统，若有称臣、纳贡之类的政治屈服，一定会载入史册。史书没有记载，事实上就是没有称臣、纳贡之类的政治妥协。那么，实际的妥协必然只有一种方式——割地。基于魏秦之间的强弱态势，这次割地一定不会少。合理推定，应该是秦国全部退出了三次攻占的胜利成果，两国土地恢复到了战前状态，魏国重新占据了河西高原与秦国东部。对于秦国，这当然是巨大的损失。可是，如果不是如此巨大的土地人口补偿，魏国能停止战争吗？

    据《史记·秦本纪》记载，秦孝公休战后的大局势，依然是非常险恶的。这种险恶的大环境，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秦国僻处雍州，四面皆有强大的压力。当时，楚魏与秦接界，魏国占据了自洛水以北的河西高原，设立上郡，还在秦国边界修筑了魏长城，成为压在秦国东北部的一座大山。楚国，则在西南面占据了汉中、蜀地、巴地、黔中，对秦国西南部的商於之地，形成强大压力。秦国西部，则是汪洋大海般的戎狄世界。当时秦国的土地，只有陇西一部分、关中西部、西南商於三块，这三块土地连成了一条非常狭窄的通道。三块之中，除了关中西部稍好，陇西与商於都是贫瘠地域。在这种地理环境格局中，秦国几乎被挤压成了三点连成的一条细线。而且，三块地域之间的联系还很不稳固，随时都有被濒临的大国军力切断的可能。

    其二，“诸侯力政，争相并”的大潮流，使秦国随时都可能面临突如其来的战争威胁，随时都有被吞灭的可能。所谓“诸侯力政，争相并”，是说各国都推行强力政策，争相扩张，争相吞并弱国。如此大环境下，即使秦国与魏国达成了妥协，也不能保证楚国等其余大国对秦国不发动战争。

    其三，“诸侯鄙秦，不与秦国会盟”。历史证明，无论在和平年代还是战争年代，任何国家都会争取尽可能多的国家成为盟友。没有盟友的国家，便在事实上陷入了完全孤立的险境。当时的秦国，恰恰就是这样的。所谓“不与秦国会盟”，其实际涵义便是拒绝与秦国交往而结成同盟。如此，秦国的现实处境便是：没有一个国家可以作为危难之时相互援助的力量。而愿意与秦国交往的少数戎狄邦国，其实力又都是比秦国还要弱小的游牧族群，很分散，很难迅速聚集为有效的军事实力。

    地理上被包围，政治上被孤立，战争的危险又随时可能袭来。

    秦孝公承接的秦国，实在是狂涛巨浪中的一叶小舟。

    那么，在这将近十年的休战时间里，秦国这一叶小舟是如何漂荡的呢？

    3　秦孝公集团力挽危局

    面对如此险境，秦孝公轴心层并没有坐以待毙。

    秦孝公轴心层的第一个作为，是推行新政以稳定危局。

    依据《史记·秦本纪》记载，秦孝公初期推行的新政，主要方面是：“布惠，振孤寡，招战士，明功赏。”这四个方面政策的实际推行方式是：其一，布惠。实行普遍的惠民政策，减少赋税，赈济穷困等，使庶民从穷困的战争生活中稍有喘息。其二，振孤寡。对战争造成的孤儿、孤老、寡妇等弱势群体，由官府实行救助政策，以确保其生存与振作。其三，招战士。补充兵员，以防止不期而来的战争。其四，明功赏。对既往立功的将士给以爵位彰显，并实际赏赐。

    如果不是后来的商鞅大变法，秦孝公的新政完全可以被视作一次变法。至少，它与齐威王的吏治变法比较，没有什么差距，甚或要更为全面深刻一些。后来的燕昭王、齐襄王等，都是因为仅仅如此这般的作为，成为了一时明君。我们要强调的是，秦孝公的初期新政，充分说明了当时秦国的领袖层已经有了强烈的变法欲望。这种欲望，不是凭空生出的个人主张，而是现实危难激发的深刻的社会需求。否则，无论后来商鞅的个人才具如何特出，秦国社会都不可能承受如此前无古人的剧烈变革震荡。

    秦孝公的第二个大作为，是向天下发出“求贤令”，宣示浓烈的强国愿望。

    从黄帝时期开始，中国远古政治中就产生了悠久的求贤传统。梦贤、访贤、遇贤、思贤、任贤、选贤、尊贤的传说故事与现实故事，不绝于中国史书。春秋战国之世，国家竞争剧烈化，对优秀人才的需求大为紧迫，各国君主都在或强或弱地强调着、彰显着自己对贤士的渴求。尤其是战国时代，无论各国实际使用人才的程度如何，都在高调宣扬“尊贤”。这一方面的思想与现实，《墨子》的《尚贤篇》有集中的论述。

    战国君主中，大有实际不用贤士的君主，但几乎没有一个敢于在行动上、语言上不尊贤的君主。也就是说，各国至少都要在舆论上显示自己是重视人才的。譬如魏惠王，也称梁惠王，就是一个很喜欢大作“尚贤”文章，而实际上却很忌惮贤士的典型。所以，在那样的时代，国君“求贤”，并不是令人惊讶的举措。

    但是，以“求贤令”这种特定方式搜求人才，却实在是空前之举。

    什么是求贤令？就是向天下各国都发出文告，宣示自己搜求人才的决心，宣示自己的强国愿望，诚恳邀请列国士子进入秦国建功立业。关于这一“求贤令”的下达与发放范围，《史记·秦本纪》的记载是：“下令国中。”也就是说，这是对国内的文告。但是，商鞅能在魏国看到求贤令而进入秦国，这说明，它虽然在性质上是国内文告，但其发放范围却是面对天下诸侯的。这一方式本身，就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创举。

    所谓创举，不仅仅在于它第一个开创了这种搜求人才的方式，更为根本的，是其思维方式的突破。它打破了此前两千余年有针对性的个体求贤的经验主义传统，第一次以文告征召的方式，最大限度地向社会普遍地搜求人才。此后两千余年，直到当代社会，这种面对社会征召政治人才的方式，依然是最主要、最通行的方式。由此可以看出，秦孝公嬴渠梁，一开始就显示出不同凡响的大政治家的创造性政治才华。

    对于这篇引发历史裂变的千古雄文，我们全文录之如下：

    昔我穆公，自岐雍之间，修德行武，东平晋乱，以河为界；西霸戎狄，广地千里；天子致伯，诸侯毕贺，为后世开业，甚光美！会往者，厉、躁、简公、出子之不宁，国家内忧，未遑外事；三晋攻夺我先君河西地，诸侯卑秦，丑莫大焉！献公即位，镇抚边境，徙治栎阳，且欲东伐，复穆公之故地，修穆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于心！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

    这则求贤令，是一篇极富精神力度的空前文告。至少，它的几个基本方面，是此前任何一个大国君主的文告都不敢涉及的。

    其一，它集中回忆了春秋秦国在秦穆公时期的功业高度。政治上东平晋国之乱，确立了秦国的天下影响力。疆域上确立了东部以黄河为界，西部兼并戎狄12国，成为地广千里的大国。这是此前秦国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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