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__49
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 作者:孙皓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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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吴起的特殊秉性,一定是觉得老师太过迂腐,满心愤懑地离开了曾子学馆。很快,只有继续寻求出路的吴起,流落到了当时的文华大邦——鲁国。此时的吴起,已经是勃勃雄心的青年了。合理推断,其家人父母均已不在,孤绝的年轻人又背负着“不孝不仁”与“猜忍”的恶名,很可能还没有举行加冠大礼。因为,加冠礼是个人融入群体的成人仪式,是要族长、社长等公众领袖主持的。吴起背负恶名,逃出家乡,谁来发动给他的加冠礼?
但是,吴起我行我素,不顾“加冠始得成婚”的旧礼制,自己给自己成婚了,娶了一个齐国女子做妻子。在鲁国的几年里,吴起摒弃了儒家之学,立志改修功业之学。史料的记载是:“改学兵法,以事鲁君。”就是说,从这时起,吴起走进了军旅生涯。吴起的兵学老师是谁?史料未见蛛丝马迹。合理推断,应当是吴起自己发奋攻读兵法之学,是自学成才的。
(4)吴起人生的第三次重大事变:杀妻求将,落贪而好色恶名 当时,齐国发兵攻鲁。由于吴起的军事才能已经在鲁国崭露头角,于是,鲁国国君很想用吴起为将,抵抗齐军。可是,鲁国的一班臣子却大有疑惑:吴起会不会通联齐国,出卖鲁国?理由就是,吴起的妻子是齐国女子。当时的吴起,深感这是自己建功立业的第一步,很想做这个带兵将领。可是,攻击的理由如此荒诞,吴起不禁大感愤怒。《史记》的记载是:“吴起于是欲就名,遂杀其妻,以明不与齐也。”
这一说法,同样令人深感怀疑。因为,这种说法正好与鲁人流言中的“起之为人,猜忍人也”的说辞一致。恶者,中伤也。因此,“杀妻求将”的说法,很可能与事实有很大距离。合理的推断,最大的可能是,吴起愤怒无由,在家发泄。妻子深感连累夫君,遂羞愤自杀。在今天看来,为此而自杀,是不可思议的。但是,这是战国,以生命之死而明其内心愧疚,正是那时的社会风尚之一。轻生赴义,此之谓也。如果吴起真的杀妻求将,则无论如何不是那时的名士精神,更不是那时的社会风尚。后来在魏国,吴起对公主婚姻的拒绝,说明吴起完全不是名利熏心之徒,不会丧失人性良知去如此杀戮。
不管原因如何,总归是,吴起的第一个妻子死了。由此,鲁国君臣甚为尴尬,立即任命吴起做了鲁国将军,一战大败齐军。按说,吴起的妻子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夫君的功业之路从此该当平坦,鲁国从此也不当再度怀疑吴起了。可是,迂腐的鲁人还是心有戚戚,揪住有战胜之功的吴起不放。此后,鲁人攻讦吴起的两个理由,更是荒诞得令人惊讶。
第一个理由:“夫鲁小国,而有战胜之名,则诸侯图鲁矣!”
第二个理由:“鲁、卫,兄弟之国也,而君用起,则是弃卫!”
依第一理由,吴起的战胜之功,竟然给鲁国带来了灾难。
依第二理由,兄弟之邦的人才我邦不能用,用了便是抛弃兄弟盟邦。
颟顸迂腐的鲁国君主,居然深以为是。于是,“疑之,谢吴起”。也就是说,教吴起走人,鲁国不会用你了。这次事变之后,吴起获得了第三个恶名——贪而好色。贪,是说吴起贪功,不顾人伦。好色,是说吴起喜好女色,没有大义。
至少,后一个罪名很令人困惑。如何吴起的妻子死了,还要给人加上一个好色恶名?合理推断,只有一种可能,第一个妻子死后,吴起又娶了一个妻子。这个妻子比吴起的前妻更为美丽,于是,吴起被人看作好色了。
卫、鲁两国的经历,是吴起一生最黯淡的泥沼期。史料所展现的这一段,几乎全部都是鲁人讲述给鲁国国君听的、图谋赶走吴起的流言中的故事,其真相如何,大值得怀疑。解析这些流言,倒是吴起的奋争精神与不合世俗的叛逆秉性,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而不是流言传播者所要达到的目标诋毁。
背负着累累恶名,吴起离开了奄奄一息的鲁国,又开始了奋发闯荡。
(5)吴起人生的第四次重大事变:大功拒婚,遭疑离魏 鲁国不容,吴起来到了变法前夕或正在变法的魏国。自此,吴起的足迹进入了主流期,相对清晰简单了许多。吴起进入魏国,大臣李克向魏文侯如实禀报了从鲁国传来的种种流言,明说了吴起“贪而好色”。但是,李克也如实禀报了吴起的用兵才能:“然用兵,司马穰苴不能过也!”司马穰苴,是春秋晋国名将,留有在战国时期已经很著名的兵法著作《司马法》。将吴起与此人相提并论,足见吴起的军事才能已经有了很高的声望。当时的魏国,正在李悝变法之中或之后的蓬勃兴盛时期,急需取得对秦国河西高原的作战胜利。于是,魄力过人的魏文侯不计流言,一举任命吴起为西河大将,统兵对秦作战。
第一战,吴起率军力拔五城,大败秦军。
由此,吴起开始了在这个超强战国的赫赫功业之路。几次大战下来,魏文侯终于了解了吴起。魏文侯的评价是:“吴起善用兵,廉平,尽能得士心。”于是,吴起被拜为西河守,也就是魏国河西战区的军政一把手。在当时的魏国,这是最重要的地方军政大员。
可是,没有几年,雄明兼具的魏文侯死了。魏武侯继位之后,开始阶段,吴起仍然是魏国的最重要大臣之一,曾经一度做了上将军。这一时期,除了战无不胜的数十次战役,吴起还留下了与魏武侯的一段著名对话,化成了“固国不以山河之险”的治国格言。总之是,吴起在这一时期名声大振,成为天下著名的兵政大家。
但是,魏国始终只看重吴起的战场才能,没有重用吴起领国继续变法,而用了一个平庸的老臣田文做了丞相。生性坦荡的吴起很感不平,与田文发生了一场“论功争相”事件。但是,一听这位丞相的话语方式,吴起最终还是忍耐了,默然良久,对田文服输说,丞相该是你的了。田文公然说出的理由,非常的不靠谱:“主少国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应该由他这个虽然没有能力但却有老资格的人做丞相。
事实是,魏文侯在位五十年死去,武侯魏击即位时,至少也是三十余岁的中年人了,如何能是“主少”?更重要的是,太子魏击很早就是领兵征战的将军,襄助政务的大臣,在魏国声望很高,如何能是“国疑”?可是,对方大睁着眼睛说出了“主少国疑,百姓不信”这样的荒诞理由,是摆明了要胡乱编造,要一心占据丞相职位的权臣。如此情景,吴起还能再去论说谁的能力强吗?
这次事件之后不久,年老的田文便死了。可是,魏武侯又用了“公叔”为丞相,还是没有用吴起做丞相。
这个公叔丞相深得魏武侯信任,并娶了魏国公主为妻。尽管如此,公叔还是忌惮吴起争相。于是,在门客的策划下,设定了一个驱赶吴起的匪夷所思的阴谋。大体说来,这个阴谋的过程是:首先,说动魏武侯将公主许配给吴起,以试探吴起是否愿意长久留在魏国;此后,公叔邀吴起来丞相府赴宴;再后的宴席之间,公叔夫妇合演了一出公主“怒而轻君”的小品。也就是说,公主虐待蹂躏公叔丞相,使吴起深感公主刁蛮,不可与婚。
果然,吴起对公主大起反感,婉言拒绝了与这位公主的妹妹——小公主成婚。由此,吴起引起了魏武侯的猜疑。君臣同心,已经不可能了。此后,多经流言杀伤的吴起,已经深感魏国庙堂对自己失去了信任,于是愤然辞官,离开了魏国。
对于吴起离魏,另有一种说法,认为是魏国大臣王错排挤吴起,而不是《史记》记载的公叔丞相。我们不去斤斤计较这些细节,我们只要明白一个基本事实:无论是何人排挤,如何排挤,吴起都在魏武侯时期离开了魏国。这是吴起一生的第四个重大事变——盛名之下落入阴谋,被迫离魏。
当时,魏国是天下最强大的新战国,是一个布衣名士最有可能将文治武功推向巅峰的理想之国。显然,没有非常的不可忍受的理由,吴起是不会离开魏国的。这一事实也说明,吴起在一个国家的去留,是以能否达到君臣同心并实现为政理念为原则的,而不仅仅是权力的大小、职位的高低。吴起能做西河守多年,就是明证。
当然,魏国也由此失去了一个顶天立地的军政巨子。
请注意,这是魏国厄运开始的一个最重要信号。
2 吴起入楚。力行变法
这一年,大约是公元前390年。当时,楚国是楚悼王在位的第12年。
关于吴起这段最重要的经历,我们先甄别两种历史说法。
其一,关于吴起担任楚国令尹的时间,有两种说法。一是《史记》的说法。吴起是“至则相楚”,一到楚国便做了令尹。也就是说,公元前390年,吴起就担任了楚国丞相。二是《说苑·指武》的说法。吴起先做了一年的“宛守”,也就是今河南南阳的郡守,当时是楚国的北部重镇;一年后,吴起才做了令尹。这一差别,不是重大历史事实,无关根本。
其二,关于吴起在楚国变法的时间,也有两种说法。第一种,是《韩非子·和氏篇》的说法:“悼王行之期年而薨矣,吴起枝解于楚。”期年,在先秦时代是整整一年的意思。《书·尧典》云:“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左传·襄公九年》的同义说法是:“行之期年,国乃有节。”都是一整年的意思。按照这种说法,吴起的变法只有一年时间。
第二种,是《吕氏春秋·仲冬纪·长见》的不明确说法:“吴起去魏入楚,而西河毕入秦。”据战国史专家杨宽先生考证,这段时间应该是十年。另一重要文献《史记》,对吴起变法的时间则没有提及。这里,我们依据最基本的事实给予判定,吴起于楚悼王十二年入楚,楚悼王在位21年死,同年,吴起被旧贵族杀害,时间正是10年。这10年,楚国并未发生变法之外的其他重大事变,正是楚悼王支持吴起变法的10年。因此,我们确定,吴起在楚国变法的时间是10年。
(1)老世族反变法:吴起与楚国世族屈宜臼的对话 吴起初到楚国,先任宛守一年。其间,吴起曾经专门拜访了楚国屈氏集团的屈宜臼。此公是何身份,史料没有信息。根据史料的“屈公”称谓,此人至少应当是屈氏集团的首领,并在楚国担任或曾经担任过重要大臣的职位,是楚国旧贵族的名人。可是,这个屈宜臼,第一次根本没有理睬当时只是一个郡守的吴起。一年后,楚悼王任用吴起为令尹。赶赴郢都途中,吴起不计上次冷遇,又去拜访了这位世族名臣。
这次,屈宜臼说话了,而且说得很多,很深。让我们将这篇远远早于商鞅变法大论战的第一次反对变法的言辞,全文录之如下:
吴起问屈宜臼曰:“起问先生,先生不教。今王不知起不肖,以为令尹。先生试观起为之也。”屈公曰:“子将奈何?”吴起曰:“将均楚国之爵,而平其禄;损其有余,而继其不足;厉甲兵以时,争于天下。”
屈公曰:“吾闻,昔善治国家者,不变故,不易常。今子将均楚国之爵而平其禄,损其有余而继其不足,是变其故,而易其常也。且吾闻,兵者,凶器也;争者,逆德也。今子阴谋逆德,好用凶器,殆人所弃,逆之至也,淫佚之事也。行者,不利。且子用鲁兵,不宜得志于齐,而得志焉!子用魏兵,不宜得志于秦,而得志焉!吾闻之曰:非祸人,不能成祸。吾固怪,吾王之数逆天道,至今无祸?嘻!且待夫子也。”
吴起惕然曰:“尚可更乎?”
屈公曰:“成刑之徒,不可更已。子不如敦处而笃行之。楚国无贵于举贤。”
这场对话的要害,是屈宜臼的全部台词。
这位老世族首领之一的屈公,第一层是劝诫吴起不要变法,应该守常不变;第二层是教导吴起,不该有战胜功业,不该有血气争心,这是最为大逆不道的两样东西;第三层是威胁吴起,变法是“祸人而成祸,不利于行者”;第四层是赤裸裸地斥责楚悼王“数逆天道”,并刻薄而又幸灾乐祸地预言,灾祸必将等待着吴起;最后一层,是给吴起的政治诊断,同时开出了政治药方。政治诊断是“成刑之徒,不可更已”——已经受了刑的犯人,是无法改变的。政治药方是“敦处变法,贵在举贤”。潜台词,自然是要敦爱贵族,任用贵族人才。
屈宜臼的用心、立场,是再明白不过的。在战国变法史上,这是为数众多的反对变法的言论之一,本不足为奇。但是,就其言辞猖獗的程度而言,却是惟一的——竟然直面即将主持变法的令尹,并一力斥责楚王多次违逆天道,诉说对“楚王无祸”的不理解,满心期盼这种灾祸落到吴起头上。如此极端性地仇视变法,仇视用兵,仇视人的血气争心,最为张扬也最为刻毒地诅咒图谋革新的国君与大臣,确实是历史上仅见的一例。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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