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卫孟樊超果然不是盖的，之前多年的江湖行走经验，使得他很快就打听到了一些蛛丝马迹。
    此地有多处银矿，这东西可都是一个个的聚宝盆。起初，大明朝廷还允许民间少量的私自开采，只要课税就可以应付了事。永乐年间的福建尤溪县民朱得立就首先尝试采银，并能每年缴纳36两。
    此后，朝廷的官办银业越发做大做强且理直气壮。直至宣德年间，朝廷在设立官局后更是直接严禁私矿，并有了“私煎银矿罪”。
    凡福建、浙江等处军民私煎银矿者，会被处以极刑，全家迁居化外，胆敢逃逸就调官军剿捕。两年后，朝廷又追加条款，聚众偷挖者将发配云南边卫充军，将灰色收入也彻底封死。
    然而面对这么大的利益诱惑，到了英宗的时候已经有很多私人开采的银矿了。还都自己的私人武装。这些私人银矿主得到利益后又多跟朝廷中人联络，合办开厂。
    至于地方官府，那自然是来个官商勾结。如果这官员不服，那也简单，除之。
    这些地方上的大矿主个个财大气粗，和官员们又是牵扯不断的利益。地方上的官员很难保持清廉，而不被拉下水。
    这是人都有弱点的，无论你是慕名还是逐利，无论你是好色还是贪权。只要你想，这些大矿主们就有办法腐蚀与你。
    如果遇到个清如水廉如镜的官员，不论如何威逼利诱都不肯低头的好官。那你也无可奈何，比如说之前的一方知县，定兴县的荣博鹏。
    此人上任之后就雷厉风行，彻查境内大大小小的私人矿场。结果呢，下面的县丞、主簿、巡检、驿丞、闸官、税课大使、河泊所大使、书吏、三班衙役捕快等等，无一人肯听他调遣。
    因为，这些财大气粗的大矿主们，早已联合起来大肆的贿赂上下买通，即便是他一个知县上任，也是无可奈何。
    就这样，这个荣博鹏想查也无从查起。愤慨之下，他上书知府。结果那保定知府早就被贿赂了，一纸公文下来，将荣博鹏厉声训斥了一顿。
    偏偏这个荣博鹏就是不信邪，硬是要和这些奸商硬扛。其结果就是，莫名暴毙。
    知县家人自然是不乐意，于是上书伸冤。一个堂堂的知县就这么没了，自然引起了京城主意。案子上报到崇祯皇帝面前，崇祯皇帝也是大为震惊。
    于是，下旨彻查。
    这么大的案子捂是捂不住了，保定知府派人彻查。其结果就是，荣知县确实是暴毙而亡的。死因，是到地方巡查的时候突发疾病。
    保定知府定下的案子，上报了京城。可是荣知县的家人自然大为恼怒，于是再次上书伸冤。崇祯皇帝这才事觉蹊跷，于是让刑部侍郎吴文登去查。
    结果，吴文登去查了三个月。回来的时候，也说这荣鹏博乃是突患暴疾而亡。
    崇祯皇帝又问，为何朕收到的弹劾奏疏却说，定兴县多私采银矿，地方官商勾结欺压残害百姓。
    吴文登汗如雨下，还是硬着头皮说据臣在定兴县的调查来看，并未发现有私自开采银矿的行为，万岁不可轻信谗言。
    终究崇祯皇帝还是有些狐疑的，荣鹏博的家眷不断的上书伸冤。这绝不是空穴来风，可是查来查去皆无果而终。
    偏偏就这这个时候，清官荣鹏博的家人，突然全家中毒而死。
    死因根据调查，是荣鹏博的八十岁老母上山采集野蘑菇所致。这荣鹏博的遗孀将野蘑菇炒了全家食之，结果一家老小上下七口人皆中毒而亡。甚至于，年幼的两岁幼童。
    这一下，荣鹏博全家都死了。此案也就彻底的了结，国事繁重，无人再上书崇祯皇帝自然也就没有精力再去过问这件事。
    而那个刑部侍郎吴文登，早在崇祯十七年的时候，因为牵连成国公朱纯臣的案子，已经被拖出去砍了脑袋。
    仅仅一个小小的定兴县，就有这大大小小的银矿十七余座。这是孟樊超调查的结果，可以说银矿成了定兴县的产业支柱。
    而官办的银矿仅有五座，这也就意味着，私自开采的银矿多达十二座。奇怪的是，这五座官办银矿每年都会出现巨额亏损，巨下面的官员上报。说是产量低下，而加上开采成本高昂的缘故。
    其实情不得而知，可是这十二座私人银矿竟然如此的明目张胆。而且几乎就成了一个个独立的山头，这些银矿的矿主雇佣了大量的打手占山为王。
    他们人数众多，路上设下层层关卡。想进入他们的矿场是难上加难，甚至于，他们丝毫不把官府的人放在眼里。
    甚至于，有大的银矿矿主叫嚣，官府来人，乃杀之。
    可见，他们平日猖狂到了何等的地步。定兴县看起来平平无奇，甚至于算得上是一个冷清的小县城。白天，县城内人烟稀少似乎是一座空城一般。然而仅仅这么看，你就会被其外表所蒙骗。
    到了夜间，整个县城灯火辉煌。酒楼茶肆欢声笑语不绝，甚县城内最多的就是赌场和青楼。当真是，醉生梦死纸醉金迷。
    定兴县几乎成了一座以银矿而生的县城，一方面那些银矿主们生活奢靡穷奢极欲。与之相对应的，是贫苦百姓们的苦苦挣扎。
    定兴县把原本的招募制改为征发制或按户抽丁，贫农被强制编为矿夫或坑户，富户则成为矿头或坑首。官府又会派提督作为监督，防止刁民抱团反抗或私自偷矿。
    按照之前知县荣博鹏所奏，矿场上的民夫还要自备生产工具。而开矿所得分为4份，1份上缴，1份归工头，1份归自己，最后那份作为矿场的公费。
    由于各地情况不同，有些地区的矿课往往达到30%，甚至会有更高比例，远超唐宋时期的20%与蒙元时期的少10%-30%。
    最后，朝廷往往不顾实际开采情况，要求保证完成任务。提督责成工头，工头又责成无钱无势的矿工，层层加码导致富者困敝而贫者逃亡，许多民众被倒逼成为盗众。
    后来，这些大矿主更是明目张胆的开始圈养打手，对这些矿工们肆意压榨剥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