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百九十七章 杨玄感起兵
东都洛阳城外,旌旗飘展,行辕大营罗列,不少士卒正在挖掘战壕、堆土筑墙,安插鹿角拒马,打桩架营帐。
这支十万的大军,兵甲虽然不齐,但斗志却很昂扬,正是杨玄感率领的大军。
此次兵,杨玄感经过了深思熟虑,觉得时机成熟,可以一搏了,很早他就想对大隋下手,废掉隋炀帝,如今,趁着杨广御驾亲征,远在关外正跟高句丽人厮杀,所以,发动了义。
这个恩怨,结下已久,杨素功高震主,地位显赫,俨然成为大隋第一关陇贵族的门阀家,权力之大,几乎权倾朝野,这使隋炀帝想灭掉杨素一家,尽管没有下死手,但杨素之死,的确跟隋炀帝有些关系,杨素家的族人,都对隋炀帝有了反心。
在杨素死后,杨玄感承袭楚国公爵位,与长安、洛阳名士多有交往,绿林好汉也结识不少,而且满朝武多半是杨素的老部下,因此,杨玄感在朝野内外都有不小号召力。第二次北伐辽东,全国怨声载道,杨玄感觉得有机可乘,就利用百姓的不满情绪,借势推翻隋炀帝的统治。
此次北伐,杨玄感身为礼部尚书,分配的任务是驻守黎阳仓,负责督粮,大军的后勤保障,几乎都要依靠他在后运筹,权力很大,拥有足够的粮食后,立即将周围郡县的青年和壮丁组织来,府兵也召集过来,发布隋炀帝的罪名,正式兵。
黎阳仓在黄河北岸,夹在永济渠与黄河之间,比邻武阳城,是隋朝八大粮仓最东边的仓城,粮草通过黄河,可以运输至渤海湾,给北海郡、东莱郡的隋兵使用,出海攻打高句丽;往北可以通过永济渠,往涿郡运送粮草,这里一断,等于掐住了前线的粮草命脉。
占据黎阳仓城之后,杨玄感做军事部署,充当军师的李密给他献上、、下三策,上策是是进攻蓟县,控制涿郡幽州一带,夺取炀帝回国的咽喉临榆关,断其粮草,同时联络高丽夹击之,策轻装急进,西取关,然后扼潼关天险,长久对抗,守时待变,徐图天下;下策则以精兵猛将大举东进,强攻东都洛阳。
杨玄感考虑一番之后,选择了李密的下策,为此,还跟李密做了一番争辩。
因为杨玄感身为义主帅,他入职很早,对朝廷局势了解清楚,有自己的考量,他觉得那个下策,才是他最需要的,真正上策,因为朝廷百官的家属都在东都洛阳,也是目前政治、军事、经济心,不攻下它,却舍近求远,进攻幽州或是进攻长安,都是本末倒置了。
按照他的意思,洛阳是政治象征,得洛阳,便是得了天下核心,掌控了社稷根本,所以,马不停蹄,挥师奔袭洛阳而来。
在河内郡、修武、临清关等地,义军都遭到顽强抵抗,无奈,杨玄感只好绕过诸城,从汲县渡黄河向洛阳进发,沿途兵响应者甚重,从最初几万人,发展到了十万大军,兵甲一时都未凑齐,粮草也只携带了一个月的口粮,就是为了速战速决,尽快拿下洛阳城。
兵抵洛阳之后,义军兵分两路,一路由杨玄感亲自率领,从白马寺以西翻越邙山南攻洛阳,一路由其弟杨积善从偃师沿洛河西攻洛阳。
夜色下,两道身影走出帅帐,回到自己的营盘帐内。
这两个人一个身材等,皮肤发黑,样貌一般,但双眉如剑,眼神非常深邃,穿着一身儒衫,看上去有点不伦不类,此人正是三十出头的李密,跟他形影不离的年轻俊杰,身材修长,面目英俊,乃是王伯当。
“先生,最近你总是忧心忡忡,难道认为我军取胜把握不大吗?”
李密叹道:“哎,原本的下策,却被杨将军当成了上策,颇为无奈,我担心洛阳若是久攻不下,我军连一个栖身之地都没有!”
王伯当有些不懂,询问道:“那杨将军为何不听出先生的上策?”
李密解释道:“他自然也有他的考虑,首先担心北上会遭到涿郡、渔阳郡驻守大军的抵抗,毕竟留守的府兵也不少,义军只有几万人,而涿郡的守军就不下五万,有罗艺镇守,此外渔阳、北平两军也有大军,我们要通过三郡,抢占临榆关,扼其咽喉,恐怕并不容易,他担心一旦不能攻克,让洛阳、长安留守的王侯将相们,聚集地方府兵围堵,到时候腹背受敌,难以逃脱。”
王伯当听完之后,也觉得有道理,任何一个决策,都有利有弊,就看决策者,最在意的是什么,想要达到什么目的。
其实,李密三策是否历史真实事件,并没有完全考究,所谓的上下三策,也是后来演义成份居多。
杨玄感并不鲁莽,也非像后人想的那样,选择下策,目光短浅。相反,他考虑很多,因为即便击杀了隋炀帝,长安有齐王杨谏,洛阳有越王杨侗等杨广的后人,即便杨广死了,隋朝还是后继有人,他无法达到战略目的,只有抢占洛阳,以此为都,昭告天下,废掉杨广,才能达到他的战略目的。
王伯当说道:“先生,现在数十位门阀官宦子弟,都加入了我杨军行列,甚至连御史大夫裴蕴的儿子裴爽、光禄大夫虞基的儿子虞柔、大将来护儿的儿子来渊都参与进来,他们的父辈,可是杨广的亲信大臣,而各地义军也都在观望,只要我们能够攻克洛阳,招抚那些义军,大赦天下,纠集兵力,还是有机会抗衡远在边塞的杨广军队!”
李密摇头道:“我军仍是乌合之众,没有多少训练,兵甲不齐,粮草带的也不够,看似要主动攻城了,但其实形势很被动,不出几日,各地府兵都会调集,纷纷过来勤王救援,那时候,情况就更复杂多变了,就看这次攻城是否顺利了。”
他停顿一下,轻轻一叹:“这大隋虽然有了衰败之气,但气数未尽,各地响应的义军还是太少,无法像秦末时期那样,天下奋抗秦,这样一来,我等面对的朝廷压力就太大了。”